一、国共合作达成后，孙中山毅然决然地决定强化宣传工作。
在国共合作的关键阶段，毛泽东三次莅临广州。1923年6月，毛泽东首次抵达广州，参加了在此地召开的中共三大。次年1月，他再度抵达，出席了国民党一大。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式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到了2月中旬，毛泽东从广州转赴上海，投身国民党执行部的工作。然而，由于在上海的辛勤劳作，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在中共中央的同意下，他于1924年12月返回湖南，以休养身体。正当毛泽东即将返湘的前一个月，孙中山先生北上，旨在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寻求国内的和平与统一，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革命风潮的高涨。不幸的是，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使得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别进一步分裂，国共合作所建立的统一战线遭遇了更为严峻复杂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于9月15日进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改选。会议决议由主席汪精卫兼任宣传部部长。
在汪精卫执掌此职之前，张继、叶楚伧、戴季陶、刘芦隐等人均曾履此要职。早在1920年11月，孙中山便在上海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总章》，其中明文规定增设宣传部，其职责涵盖“书报编纂及译述、讲演、教育”等项。张继成为了该部首任部长。尽管当时国民党已设立宣传部，但宣传工作并未得到党内的充分重视，成效并不显著。1922年6月，陈炯明的兵变使得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宣传的力量往往胜过军队”。次年1月，孙中山决意强化宣传工作。自此，叶楚伧接任部长之职。到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隆重召开。不久，戴季陶被选为宣传部长。然而，由于事务繁重，加之身体状况不佳，戴季陶两个月后便离开宣传部，前往上海。他建议“即调汪同志（精卫）留粤任秘书兼宣传部长……至现在宣传部中事务，拟请委刘同志芦隐暂代。”于是，国民党中执会决议由刘芦隐暂行代理宣传部长。刘芦隐与戴季陶情形相仿，在戴离开后，他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宣传工作也因此力不从心。因此，刘芦隐的部长之位仅是暂时的。直至8月14日，汪精卫被召回广州，在9月举行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正式任命为宣传部长。但不久之后，11月，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入京担任秘书，宣传工作再度成为难以兼顾的事务。到了1925年7月，汪精卫在广州国民政府全面负责党政军事务，对宣传工作的关注更是微乎其微。
二、毛泽东第三次抵穗，任代宣部长。
1925年二月，毛泽东趁养病之机回到了故乡韶山，投身于农民运动的实践。然而，由于他组织农民运动，遭到了军阀赵恒惕的追捕。于是，在同年九月，毛泽东历经辗转，从长沙出发，最终抵达了广州。在此，他与妻子杨开慧一同居住在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38号二楼。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广州，他在这里的停留时间长达一年。
自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毛泽东先生便担纲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执行委员及组织部秘书等要职。照片记录了1924年5月上海执行部成员的一次集体合影，其中后排左二为毛泽东先生。
在汪精卫、胡汉民与叶楚伧执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期间，毛泽东以其担任胡汉民秘书的身份，同时兼任上海执行部的组织秘书，与汪精卫在工作中有所交集。此外，毛泽东就读于湖南一师时，校长易培基与汪精卫交情深厚。易培基对毛泽东的才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曾将他引荐给汪精卫。
9月29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议案委员会举行了一场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汪精卫、陈孚木（彼时担任广州《民国日报》的负责人）以及毛泽东被委以重任，共同承担起宣传问题议案的起草工作。这一安排使得汪精卫与毛泽东再次走到了一起。紧接着，在10月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一次中执委会议上，汪精卫以政务繁忙，难以分身为由，提议让毛泽东暂行代理宣传部长之职。
此刻，中共亦决定以国民党的名义强化宣传力度。追溯至1924年2月，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便明确指出：“本党今后所有宣传、出版、民众组织以及各项实际活动，涉及国民革命者，均应冠以国民党之名，纳入国民党的工作范畴。”5月中旬，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亦提出：“我们必须在实质上参与国民党的宣传部工作”，并让党内同志担任宣传部工作的领导角色。至1925年10月，林伯渠与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知毛泽东就任代理宣传部长。当时，国民党宣传部的办公地点位于广州市大东路30号国民党中央党部（即广东省咨议会旧址，今为广州市中山三路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7日，毛泽东正式履新，并主持召开了宣传部首次部务会议，讨论宣传计划与编纂事宜。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宣传部工作迅速焕发新气象，工作强度亦迅速超越其他部门。仅宣传部发书处的管书员张克强，每日需发放数千本书籍，并答复数十封取书请求。他甚至感叹，在宣传部“无时无刻不忙碌”，其工作之繁重，责任之重大，远胜于其他部门。10月25日，因工作压力巨大，张克强提出加薪请求。毛泽东在接到此请求后，特地致信中央秘书处徐苏中，建议将张克强从录事晋升为干事，以提升其薪水，保障其生计。11月3日，张克强的愿望终于成真。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作出决议，继续任命汪精卫担任宣传部长一职。不久，汪精卫提出由毛泽东暂代其职。毛泽东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行改革，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广纳贤才，使得宣传部人才荟萃，一时间被誉为“人才内阁”。中共党员萧楚女、沈雁冰先后加盟宣传部，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协助处理日常部务，他们居住在庙前西街38号的一楼。作为代理宣传部长，这一职务成为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国民党内部所担任的最高职位。
三、毛泽东提出《广东周刊》计划。
自担任代理宣传部长之职后，毛泽东在短短一个月内便果断地提出了一系列提案与决策，有效纠正了此前国民党宣传工作软弱、缺乏统一性和沟通不畅的弊病。1925年，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接连发表多篇论述，旨在构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即所谓的“戴季陶主义”，为反共提供了理论支撑。对此，毛泽东于10月13日在担任代理宣传部长并出席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三次中执会时，明确指出戴季陶所著《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未经中央审查，强调今后“涉及党之主义与政策根本原则的言论，必须先经党部决议，方可对外发表。”同时，毛泽东提出敦促戴季陶来粤工作的提案，该提案得到了会议的通过。翌日，毛泽东主持宣传部第二次会议，决定自高级党部至下级党部普遍转发宣传材料，并部署调查党员及各类机构、团体分布情况，以确保宣传品的有效分发。至23日，宣传部在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五次中执会上正式提交了“《广东周刊》计划案”，距毛泽东正式上任仅16天。
一是国民党在各地的宣传工作要么微乎其微，要么完全缺失。那些由反动势力控制的报纸，对国民党在广东的举措进行诽谤中伤，散播各类谣言。广东以外的民众，往往容易受到这些谣言的误导。鉴于此，我们“本党各级党部，亟需指导所属同志，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外进行反击宣传，对内进行深入的解释。”二是，国民党的各级宣传部门之间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各执行部、各省党部、各特别市党部之宣传部，其组织人员及工作，以往均未独立直接向中央宣传部汇报。中央宣传部亦鲜少直接对各地宣传部进行指挥，这曾是我们的不足，今后务必加以改正。”
为应对上述难题，毛泽东作出决策，决定在我部管辖下创办一份周报。该报内容以九成篇幅记录事实，余下一成则用于深入剖析。这份周报将被广泛分发至北部、中部地区的各类社会群体、民众以及反动势力的机关和群众手中，作为他们辨识广东真实状况的依据。同时，该周报亦将发送至全国各地各级党组织，作为内部阐释和对外宣传的坚实依据。
这份通告透露，《广东周刊》已更名为“周报”。其发行宗旨在于通过传播真实信息，协助民众准确了解国民党在广东的动态，并为全国各地的宣传工作提供指导与支持。通告中还提到，在周报正式出版之前，将先行将广州《民国日报》的重要新闻每日剪裁并封装，寄送至各执行部、各省党部以及各特别市党部，以解燃眉之急。在11月27日举行的国民党一百二十三次中执会上，宣传部再度提出关于新办报纸名称的议题，经会议讨论，最终确定将《广东周报》更名为《政治周报》。这一名称的变更，标志着该周报意图打破地域限制，在全国范围内展现其政治影响力。
四、《政治周报》广州创刊
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在广州隆重问世，由毛泽东先生创办并亲自担任总编辑。报社的办公地点位于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内。该报的封底上赫然列出了在广州、上海、北京、长沙、武昌、芜湖、汕头、香港、宁波、嘉兴、济南、开封、西安、杭州、平阳（现山西省临汾市）、南昌、太原、潮州、云南、福州、重庆、南京、宝庆（现湖南省邵阳市）、黄梅、成都、宜昌、绍兴等27个地区均有销售点。此外，报社还设有三个发行通讯处，分别位于北京翠花胡同8号（即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负责人为于永滋，又名于树德，曾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上海环龙路44号（负责人为恽代英，时任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编辑）以及广州旧省议会政治周报社（负责人为毛子任，系毛泽东的笔名）。自第四期起，发行通讯处进行了调整，北京翠花胡同8号的通讯处由于永滋负责，而广州的通讯处则由永汉北路243号的楼易礼耕君（系农讲所学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接任。
1925年12月，毛泽东先生挥毫泼墨，为《政治周报》的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
《政治周报》的前四期，均由毛泽东亲自执掌编撰大权，并担任主笔一职。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特别邀请曾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府授课的李漱清南下广州，共同协助编辑工作。据沈雁冰所述，杨开慧亦积极参与其中，分担了部分工作。毛泽东对《政治周报》寄予厚望，在创刊之初，他亲自撰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以下简称《发刊理由》）。文章中明确指出，发刊的宗旨在于“服务革命”，而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解放中华民族，实现人民的统治，以及让人民享有经济幸福”。然而，为了实现这一革命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得罪所有敌人，包括“全球帝国主义势力、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以及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所有反动政派”。毛泽东强调，尽管广东革命取得了一定成果，奠定了革命的基础，但国内外反动宣传机构却肆意攻击广东，将其描绘成“人间地狱”。这种宣传使得全国民众，包括党内同志，都陷入了迷惑，对真相产生疑虑，不知如何解释。因此，《政治周报》肩负起“反击反革命宣传，打败反动势力”的重任。
通过对比10月30日的《通告》，我们发现，《发刊理由》在新增“土豪劣绅”一词之外，其余内容与《通告》高度契合。在阐述为何发行刊物的原因上，两篇文章亦保持了一致性，但《发刊理由》对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这表明，《发刊理由》是在前文的基础上，经过加工与补充而成的，其思想主旨与前文一脉相承。从10月底的《通告》到12月初的《发刊理由》这一变化过程，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自担任代理宣传部长以来，一直在深思熟虑如何运用《政治周报》进行反击宣传，以期最终实现让“全国革命民众”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的目标。
五、毛泽东《政治周报》文
广东，作为大革命的风起云涌之地，该报最初定名为《广东周报》。然而，从11月27日更名为《政治周报》，至12月5日正式面世，短短8日便完成了这一转变。因此，在创刊号中，诸多广东特色得以保留。尤其是在毛泽东亲自执笔的1100余字的发刊词中，广东一词出现了7次，而广州一词则提及了4次。在时事新闻部分，既有对月余前旧事的梳理，也注重时效性，与同日发行的广州《民国日报》的新闻报道在某些主题上存在重叠。这些报道反映出毛泽东试图通过“实事求是”的叙述手法，展开一场宣传反击的意图。
“‘颂声’固然可信，但万国无从知晓，至少在以下四国：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在《政治周报》的第二期中，毛泽东首先转发了《申报》的北京电文，“虽标榜赤化，但对人民实则爱护”。随后，他评论说：“原来所谓的赤化，便是爱护人民。赤化如俄化，怎能让这染遍整个中国？”
在与各路军阀势力及帝国主义侵略者搏斗之际，毛泽东亦积极与秉持反对立场的国民党右翼派系展开了激烈的抗争。1925年11月28日，国民党右翼的邹鲁等人在北京主持了西山会议，会上通过了反共的决议案。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反攻的栏目中撰文《邹鲁与革命》，文中首先梳理了邹鲁所发表的言论，随后针对邹鲁所主张的“革命所依赖者，不外乎老同志”的观点，毫不妥协地反驳道：“所谓‘老同志’杨刘（指发动叛乱的杨希闵与刘震寰），以及‘老同志’许梁（包括许祟智与梁鸿楷，他们当时还涉嫌与廖仲恺遇刺案有关），我认为列举他们并不恰当。”
在《政治周报》的第二期中，毛泽东以笔名“子任”撰写并发表了《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一文，强调“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地点之争，本质上是革命继续与否的争议”。毛泽东通过具体事例，质疑右派为何不在革命浪潮高涨的广州召开会议，却选择在段祺瑞的控制下的北京，并询问此举的意义何在。文章中，毛泽东附上了二十份反对国民党右派在北京召开会议的电文，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错误，并呼吁“革命派团结一致”。在《向左还是向右？》一文中，毛泽东对那些既反对左派又反对右派并自称为中间派的人进行了劝告，他以段祺瑞的“照顾不周”为例，指出中间派中两名成员被“抓上汽车带入城内殴打并被迫写悔过书”的情况，以此证明在反革命与革命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所谓的中间道路。文章结尾，毛泽东以疑问的形式提醒那些“置身中间的先生们”，问他们“究竟应选择左还是右？”
在《政治周报》的第三期中，毛泽东以其独到的见解，深入剖析了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反攻”栏目下，他以“润”为笔名发表《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一文，揭露了北京右派会议实质上完成了那些“战战兢兢”的帝国主义者渴望实现却未能成行的行动。在《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北京右派会议不过是“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后一招”，右派势力“实际上扮演了帝国主义的傀儡”。而在《右派的最大本领》一文中，毛泽东以讽刺的口吻赞颂国民党右派能够“勇敢”地在“军阀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公开集会，称这是右派所拥有的“最高本领”，而左派则难以望其项背！
《政治周报》文章。
“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篇文章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共同奠定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雏形。
《政治周报》停刊。
“《政治周报》，自十四年十二月创刊，由中央宣传部主办，每期发行四万份，旨在击破北方及长江流域的反革命宣传。”追溯至1922年，中共中央创办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起初发行量仅有几千份，最多时发行量接近十万份。《政治周报》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刊物，自1925年底创立以来，第二期发行量便达到惊人的四万份，迅速成为当时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之一。
1926年春，中山舰事件爆发之际，沈雁冰奉命前往上海履职。与此同时，《政治周报》的编辑重任落在了张秋人肩上。《政治周报》虽名冠“周报”，却因种种因素，发行周期极不稳定，时而每周一期，时而半月一期，甚至间隔达一个多月才出一期。5月25日，受《整理党务案》事件影响，毛泽东辞去了代理部长一职。《政治周报》也于同年6月宣布停刊。自创刊至停刊，该报共发行了十四期。《政治周报》虽仅存七个月，却发表了超过110篇文章，总字数达四十余万，以锐利的笔触展开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有力反击，高呼“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的口号，极大地激发了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广大民众的革命斗志。
“我曾任职于广州的《政治周报》，那是由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刊物。在揭露和批判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过程中，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