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三月，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齐聚山西沁县，共襄东路军将领会议之盛举。
审视刘伯承与彭德怀携手走过的数十年革命道路与军旅生涯，其中却隐藏着鲜为人知的误解。
红军“土洋”之辩
自1933年2月红军发起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以来，历史的阴影便逐渐笼罩开来。
在宁都会议中，毛泽东遭解除职务后，刘伯承荣升为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同志以及朱德元帅，共同负责指挥红军，执行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部署。
在宁都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去留议题引发了热烈的争执。彭德怀、朱德等力主毛泽东应继续留任，领导前线军事指挥，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化派别则提议他卸任。在争论中，刘伯承倾向于洋化派。紧接着，他撰写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关于“游击战”战术的理论文章，对其右倾思想提出批评，并指出他们在战略部署上存在无法实施正规战、大规模集群作战的短板。
彭德怀在阅读了那篇文章后，对刘伯承的军事见解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愤慨地说道：“照刘伯承所言，我们似乎已将这几亩田地尽数售出。”“唯独他，似乎独树一帜，无人能及。”
然而，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上，却犯下了忽视实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颁布了“书生决议”，明确指示红军采取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战略方针，以进攻战的方式击破敌军防线。同时，该决议要求红一方面军率先发起攻击，重点围剿位于苏区大川边的重要战略据点——南丰。
肩负攻克南丰重任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接获指令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深感不悦：“这究竟是谁的荒唐主意？简直愚蠢至极！南丰地势易守难攻，敌我实力对比悬殊，敌方还占据了地形优势，若我们盲目强攻，无疑是自讨苦吃，纯粹是胡来。”
果不其然，事态发展正如彭德怀所预见到的那样，对南丰的进攻过程异常艰难。事实上，彭德怀并未意识到，刘伯承自始至终都对强攻南丰持反对态度。面对南丰城池难以攻克，敌军坚守阵地，等待援兵，刘伯承经过深思熟虑，果断提出采取佯攻南丰的策略，以围城打援之策应对。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迫，再加上二人性格迥异，他们未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以寻求共识。
历史机遇已失。
彭德怀坚持将中央局负责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诸多军事战略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全部归咎于刘伯承。这在众人眼中，中央局的那些洋派人士在军事领域上，主要依赖刘伯承的才智与决策。
“红军自始至终都存在游击战的策略！老彭的红三军团在战术层面亟需提升。”消息再次传回，彭德怀性格刚直且易怒，他的反应不难想象。
“百团大战”的分歧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国共两党摒弃旧怨，齐心协力抵御外敌，携手构建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在名义上接受了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担任了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一职，而刘伯承则被任命为下辖一二九师的师长。
在这番转变中，二人的角色与红军时期相较，恰似一场巧妙的调换。刘伯承担纲前线指挥，而彭德怀则坐镇中枢，统率全局。
自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指挥实施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成功突破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共歼灭敌人四万三千余众，并清除了千余个敌军据点。在这场战役中，一二九师肩负着主要作战任务。在这一阶段，该师的协同作战堪称默契，并未出现任何不协调的声音。
1944年4月30日，刘伯承在晋冀鲁豫区及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对晋冀鲁豫地区自抗战以来七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回顾与总结。
刘伯承在其报告中，不仅对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认可，更坦率地揭示了其中的不足。他分析指出，在百团大战前后，由于未能牢固把握从内战向抗日游击战转变的舵盘，过分推崇正规军，错误地实施了编并和放任地方武装的策略，这曾一度对根据地的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此外，刘伯承认为，尽管百团大战总体上是一场辉煌的胜利战役，但在战略战术层面却存在不少失误。例如，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未能采取以弱示敌的策略，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实际力量；未能充分利用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固有优势，部分战斗显得过于仓促，甚至为了片面追求政治效应而不惜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疑问，实则并非针对彭德怀，他不过是就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管理职责进行了自我剖析。
他的报告一经发布，便迅速引发了延安高层领导的广泛共鸣。毛泽东历来倡导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因此他对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判断深感认同，认为其分析既准确又恰到好处。从八路军的实际力量出发，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战役无疑过于冒险。同时，这也是毛泽东一直深感忧虑的问题之一，过早地暴露实力可能会招致国民党蒋介石的猜忌。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的临时决断也持有不同意见。随后，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将刘伯承的报告提交给众人讨论，由此引发了关于百团大战的持续争论。
胜利的喜悦并未能解开彭德怀心中的疑惑，他对此毫无心理预期。然而，在稍后，他对百团大战的战略与战术进行了反思，并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中央对此也并未提出异议。
批“教条主义”背景
1956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会议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该报告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同年6月，党中央发布了文件，通知全党要努力克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特别是要警惕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外国经验时所表现出的教条主义偏向……
解放初期，我国秉持的是全面倾向苏联的政策，实行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亦不例外，不仅设有苏联军事顾问，其课程设置与训练计划亦完全照搬苏联模式。
一是六小时连续制的课程安排，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均显得过于严苛，以至于有三名持有中将军衔的学员都因此感到疲惫不堪。对此，部分学员表示不满，甚至越级上告，向北京寄去了告状信。中央军委对此事高度重视，并于1957年2月特别派遣了以陈赓、黄克诚两位大将为首的十二人工作组，声势浩大地进驻军事学院。
昔日，老中将张震与贾若愚携手成对。经过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两人对情况有了全面的理解，并达成了共识。学习中的压力在所难免，这些年轻的学员正是因压力而激发出动力。学院绝无教条主义之嫌。在三个口出狂言的学员中，萧文玖的态度尤为坚定。有人曾鼓动他进行举报，指责他年纪轻轻却言行不端，然而萧文玖坚称，他的言行与刘伯承将军无关。
然而，调查组向军委提交的报告与张震等人的见解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报告的结尾，更是特别指出：“……在学院众多同志已认识到反对教条主义之必要性之际，院党委却仍徘徊不定、犹豫不决、拖延不前，未能果断作出决定。”如此定性，显而易见，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以推脱其责任。
在审阅完报告之后，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指示，彭德怀坚定地指出：“教条主义的根源深植于军事学院，而司令部的指挥权掌握在我们的训练总监部。”
此次结论一经提出，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便对彭德怀所提出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口号持有不同见解。结合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当评价，萧克遂撰写一信，旨在与彭德怀交流意见。然而，这封信却意外地演变成了针对彭德怀的“罪证”，被人指责为“将批评之声直指国防部”。
此时，刘伯承麾下爱将、曾任二野五兵团司令的杨勇，受邀前往北京出席会议。在会上，毛主席对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提出了教条主义错误的批评。杨勇便据实回应，强调刘院长的辛勤付出，指出学院汇聚众多苏联专家，且中央多次重申学习苏联经验，尊重专家意见的重要性。他进一步列举了1951年冬季的演习为例，以此佐证刘伯承院长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点头不语。
马放南山，一代战神。
1958年6月，毛泽东对军队院校的工作表达了明显的失望，他指出：“当前学校的教育状况颇为奇特，我们中国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却未得到充分强调，反而专注于讲授‘十大战役’。实际上，我国也经历了诸多战役，这些经验却鲜有涉及。我以为，我们应当优先传授自身的经验，同时也不妨借鉴他人的。”此外，毛泽东对刘伯承将军的评价也显得不够公正。
彭德怀在军委核心会议上指出：“刘伯承同志身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这不仅对南京产生了影响，甚至连北京（即训练总监部）也出现了一些盲目吹捧和过度推崇的现象。”
很快，在彭德怀的精准“调度”之下，这场针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迎来了高潮。众多高级将领及高中级干部被错判为“反党分子”。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军委扩大会议启幕之际，刘伯承将军虽身处异地，正接受治疗休养，却接到了军委的紧急指示，要求他赴京参会。就在启程的前夜，他的思绪纷乱，整夜辗转反侧，左眼通红。踏上火车后，失眠的困扰再次袭来，左眼的红肿愈发严重。抵达北京后，他的病情恶化，患上了青光眼，眼压攀升至七十三度，不得不入住北京医院接受治疗，同时积极准备相关检查材料。然而，在那个特定的政治氛围中，深谙大义的刘伯承将军即便带病，也毅然决然地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进行了自我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的怀仁堂内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目光聚焦于主席台。年届古稀、疾病缠身的刘伯承，在众人的搀扶下走到讲台前，开始宣读自己的检讨书。从台下的目光中，不难看出，每当提及内心的委屈与违心之责时，刘伯承的声音哽咽，几近难以成句。众人深知，这份检讨中，既有诚挚的反思，亦有不为人知的满腔委屈。检讨完毕，台下立刻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经历磨难后重获新生，刘伯承的检讨终于得以顺利过关。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将军辞去了官职，携带家人迁往北京。漫长的军旅生涯至此画上了句号，那位传奇般的战神自此将马匹安放在南山之巅。
1980年秋季，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层面明确表态：1958年那次反对教条主义的做法是错误的。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发布通报，对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全面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