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静回忆：贺子珍庐山会晤毛主席始末
一辆深色调的“吉姆”轿车径直驶入“一八〇”庭院，随后平稳地停靠在台阶前沿。
已在现场恭候的毛主席的贴身卫士封耀松，为我们轻轻开启车门，并谨慎地将贺子珍扶出。
我敏捷地跃下车，与小封左右两边协助，将大姐搀扶进屋，径直上了二楼。
楼层数间之中，毛主席独占两室，外间设为会客与办公之所，而内室则是他私密的卧居。
紧邻楼口右侧，有一间小巧的房间，那是卫士的值班室。当小封引领大姐步入内室，我便寻至值班室，稍作歇息。
首次见贺子珍
1954年五月与六月之交，尚奎正在上海接受鼻窦炎的治疗。一日午后，一位中年女性同志步入了病房。两人彼此熟悉，热情地相互致以问候。
尚奎介绍道：
“这是贺子珍同志。
这名字听起来好耳熟啊！经过一番思索，我终于想起了，这不就是毛主席的前任妻子贺子珍吗？早年间就听闻，她在延安时期便前往了苏联，那么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回到国内的呢？
当时，知晓贺子珍的人寥寥无几，私下里的讨论更是鲜见，即便是一些对内情有所了解的老同志，也都不愿提及此事。在某种程度上，这几乎成了一种禁忌。
送走她后，我对尚奎说：
“如此美丽且充满热情的女同志，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度过时光，实在令人感到惋惜。”
尚奎轻应了一声，并未开口回应，他不愿触及与主席命运相关的话题。
毛贺延安
次年，我自一位曾服务于贺子珍同志身边的战友处听闻，她是在一九四七年重返祖国的。据传，毛主席曾有意让她回归自己的身边，并称这是历史所定，亦或是遵循我国传统习俗来妥善处理。
然而，组织最终却作出决定，阻止她前往北京。在实际行动中，她毫无疑义地需遵从组织的安排，然而在内心深处，她对主席的眷恋与思念却愈发深厚，难以割舍。
1954年9月，全国首届“人大”会议召开之际，她惯例性地开启收音机收听每日新闻。突然，一个极为熟悉的声音从广播中传来，她专注地聆听，这不正是毛泽东的声音吗？
是他，她砰然昏倒沙发上。
经过紧急救治，他很快便恢复了意识，然而，精神上的创伤却再难弥合。
贺子珍
有人要害她。
重逢贺子珍的情景，已是1958年盛夏的开端。
今春伊始，上海市委便派遣人员与江西省委取得联系，表示贺子珍同志有意返回江西居住一段时间。
五月时节，贺子珍抵达了南昌，她居住在三纬路上的一座经过精心修缮的二层洋楼之中。
她莅临之际，我便陪伴尚奎一同前往她的住所进行探望。她的心情颇为愉悦，连声表达着诚挚的谢意，对省委的安排亦表示由衷的满意。
杨尚奎与水静于庐山
鉴于她系长征老同志的身份，省委特此决定授予她省委副书记的待遇，并为其配备了炊事员、司机以及一辆小车；同时，考虑到她身体状况欠佳，还特别安排了一名护士随行照顾。
在上海的岁月里，贺子珍便不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病情时轻时重。迁至江西后，病症反复无常，发作次数频繁，且复发频率逐增，症状亦愈发严重，她的身体状况也随之急速恶化。
在发病之际，她满心疑窦与惊惧，整日神经紧绷，深信有人意图加害于她。
病势剧烈之际，即便不食不饮，他人赠予的餐食亦被弃于树荫之下，心生疑虑，恐其中藏有剧毒。唯有在无人之际，方能小心翼翼地捧起自来水，以解干渴之苦。
那日，她竟连续数日滴水未进，粒米未沾，周围的人皆手忙脚乱，即便医生也束手无策。尚奎焦急万分，命我即刻前往探望，务必想方设法让她进食。
我匆匆忙忙赶到她家，只见她那副模样，泪水不禁涌上眼眶。这哪里还是我们那位精神矍铄的贺子珍大姐！她头发散乱，面色蜡黄，眼神空洞，木然地坐着，简直像是另一个人。
我接连呼唤两声“大姐”，她仅是轻轻点头，未曾开口说一句话。
我苦口婆心地劝她，希望她能进食一些，以保养身体。然而，她只是轻轻摇了摇头，一言不发。
显然，持续这种方式并无成效。我该如何是好？与她对坐良久，思绪纷飞，终于灵光一现，有了对策。随即，我轻声安慰了她几句，随后离开。同时，我还请她的护士陪同我一同出门。
“你设法让大姐外出散散步。”我对护士说道：“随后，你‘不经意间’来到我家，那时我们便一同劝她享用些食物。”
“我试试看。”护士说。
这位护士肩负着高度的责任感，对大姐亦怀有深厚的情感。翌日清晨九时许，贺子珍果然在护士的悉心陪伴下，来到了我的家中。
我照例以满腔的热情迎接她，连珠炮似的提问，全然不顾她是否愿意回应。随后，我仿佛随口而出般地问道：
“嘿，姐姐，我还没来得及吃早餐，能否一起分享点呢？”
察觉到她并未开口，我便示意厨师将饭菜端上桌，并将她引至我的对面落座，以便她能清晰地观察我的每一个举动。我率先为自己盛好饭菜，随后也帮她盛了一碗。对于每一道菜，我都先尝上一口，发表一番评论，然后再邀请她品尝。
她留意到我端的是一锅饭菜，每一道菜她都逐一品尝，随后才缓缓地享用了一碗饭，再喝了一碗汤。
饭后，我再次让她喝了半杯茶。
尽管早餐我已连续进餐两次，胃部不适之感油然而生，然而我的内心却充满了喜悦。毕竟，我让她尝到了一些食物的滋味。
此后，她屡次身患重病，几度几日滴水不进。汲取了此次的经历，我依循此法行事，效果均颇为理想。
大姐精神状况稳定时，她周身整洁，井井有条，思维清晰，诸多往昔记忆犹在心头。然而，一旦交谈时间过长，她便会感到些许迷茫与晕眩。因此，我们每次相聚，都会选择轻松愉快的话题，并尽量控制谈话的时间，避免过长……
1937年，毛泽东（后排左三）、贺子珍（后排右一）及秋收起义的众多战友们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合影。
她是吴刚的“桂花酒”。
自贺子珍抵达江西，她的骨肉娇娇便多次踏上南昌之行，专程前来看望。娇娇透露，每次出行，主席都亲自叮嘱她前来，并要求她携带贺子珍钟爱的美食以及难得一见的药品，以此表达他对她深深的关怀。
那日，娇娇携一位年轻男士前来看望母亲，其间的神情举止，让我推测他或许是娇娇的恋人。
娇娇的到来，让贺子珍显得格外的欢喜，这次她的兴奋之情似乎更为浓厚。我拜访她时，她主动向我透露，那位小伙子名叫孔令华，乃是娇娇的同窗。
“他们相恋已久，如今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大姐满脸笑容地对我说，“主席亲自来信，征求我的看法。”
“自当如此。”我应道，“女儿之婚，母亲的意见不可或缺。”
“看吧，他们情深意重，连主席都给予了祝福，我还能有何异议？”她笑得眉眼弯弯。稍作沉默后，她补充道：“小孔在其他方面堪称完美，只是偶尔会有些胃痛的困扰。”
我回应道：“不必忧虑，只需在饮食上稍加留意，便能迅速恢复健康。”
“我心有同感。”她轻轻点头回应，“主席在处理问题时总是深思熟虑，身体健康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想他自然不会忽视这一点。”
这件事，又一次说明了主席心中还装着一个贺子珍。
贺子珍和李敏
毛泽东同志性格坚毅，从不轻易流露出感伤，然而，面对贺子珍，他却曾两次泪洒胸前。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岁末，贺子珍坚持前往苏联，即便主席百般劝阻，她依旧决意离去。最终，她踏上了征程，而主席眼含泪水，默默送别。
在那段历史长河中，又有一幕发生于一九五四年。贺子珍在广播中偶然听闻了他的声音，那声音激起了她心中多年累积的思念、痛楚与哀伤，以至于严重损害了她的神经系统，进而引发了精神分裂症。当这一噩耗传来，他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这样的泪水，实则是对心中深藏情感的凝结与释放，化作了液态的情感之泪。
据我所知，主席屡次致信贺子珍，而贺子珍亦曾亲口向我提及，主席曾托娇娇转达书信，并在交谈中分享信中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对她的病情与体魄的关心，以及对女儿婚姻大事的咨询。
这些故事，听过后便淡然处之，然而，有一回，她的一位亲近的亲属向我讲述了一件往事，那却让我深受触动。
这位亲戚透露，每当娇娇莅临南昌，她总会随身携带主席的亲笔信件，信中署名总是“桂妹”二字。此名由来，是因为贺子珍恰逢一九〇九年桂花盛开的时节降临人世，故而她的小名叫作桂花。
想象之中，一句“桂妹”，便能让贺子珍重返往昔，那井冈山上苍松翠竹掩映下的温柔岁月。
于是，我联想到毛主席那首脍炙人口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其中“吴刚捧出桂花酒”一句，那“桂花”莫非是指贺子珍手中的这枝桂花？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此词中所蕴含的杨、柳、桂，皆寓意着人物。杨与柳分别象征杨开慧、柳直荀两位英烈的崇高形象，这一点早已广为人知。然而，对于“桂”所指代的人物，人们却鲜有关注。或许是因为文艺评论界未曾涉及，或许是因为他们未悉贺子珍的乳名，亦或是出于对江青忌讳的避讳。
“我此生倾心之人唯有毛主席，此情此意绝无二心。”
相互思念却无法相会，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痛苦。贺子珍的病症，便是这棵扭曲情感之树的苦涩果实。
1947年，贺子珍（图中左二）与李敏（图中左一）在哈尔滨合影留念。
毛主席又怎能不感伤呢？我曾向尚奎表达过这样的想法：
“为何主席不与贺子珍女士会面一次？这对他而言本应轻而易举。”
尚奎摇头，严肃道：
“你切莫将见面这件小事视为轻易之举。毛主席乃全党全国之领袖，其一举一动皆应为民众之楷模；同时，他也必须遵守中央的规约，而他对于纪律的恪守尤为严苛；再者，若江青得知此事，即便只是见面，恐怕也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那对形象的损害将不堪设想！”
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尚奎所言颇有道理。作为一位领袖，其所受的情感束缚远多于普通民众，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情感表达显然缺乏那份自在与自由。
毛主席，纵然是人而非神，却也拥有着极为丰富的情感。他最终下定决心，跨越所有有形或无形的障碍，与贺子珍这位曾与他并肩度过最艰难岁月、一同走过十年波澜壮阔历程的战友——纵使她已不再是他的妻子——进行一次重逢。
这则令人振奋的消息，由尚奎亲口告知于我，并随之交付我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
贺子珍和李敏
主席亲自授命
“水静，请即刻整理行囊，今日午后即刻启程返回南昌。”7月7日的正午时分，尚奎语气严肃地对我叮嘱道。
“什么事？为何这么急？”
“即刻将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与朱旦华一同前来。”尚奎语气庄重地吩咐道，“毛主席有要事与她商谈。”
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心中一时间竟有些愣神。这原本在情理之中，然而当它真正成为现实，却又感觉到了一丝意外的冲击。
“太好了！”我几乎惊呼。
“请静一静，”尚奎举手示意我降低音量，“这乃是一项极为机密的使命，主席特别强调保密事宜。汽车驶入山道后，切勿驶入此处的别墅区，而是应直接驶向我们所指定的住所。”随后，他详尽地做出了诸多具体指示。
朱旦华
午后两点有余，我与朱旦华同志并肩乘车，缓缓驶向山麓。
车内，我们共同商讨了如何以恰当的理由邀请贺子珍上山，并确保沟通口径的一致，以防生出枝节。尚奎曾特别叮嘱，在主席面前，切勿透露是主席有意见她，主要是担心她情绪激动，诱发旧疾；同时强调，此事乃主席亲自交代。
六点钟准时，我们抵达了南昌。汽车驶过八一桥，便径直朝着三纬路上贺大姐的住处进发。
大姐恰逢在厅堂稍作休憩，一见我们踏入屋内，便立刻示意我们落座，并亲自为我们斟上香茗，热情款待。在关切地询问了大姐的日常生活之后，我便将话题引到了正题。
“大姐，今年南昌气温颇高，省委特此邀请您前往庐山稍作休憩，放松身心。”我语气中带着几分传达命令的坚定，“我们刚刚从庐山归来，正是省委派我们来此，专程迎接您的到来。”
大姐脸上洋溢着喜悦，言辞中不时流露出对省委关爱的感激之情。在她爽快地应允之后，我心头的那块巨石终于得以落地，心情也随之轻松了许多。
“请您稍作准备，尊敬的大姐。”我回应道，“预定明日下午3点，我们将前来接您，可以吗？”
翌日，我们如约将车辆驶至大姐的居所。大姐入座后，我们即刻驱车前往庐山。沿途，我们与大姐畅谈轻松愉快的往事，笑语连连，心情愉悦无比。汽车穿梭于丰收在望的田野之间，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抵达了庐山的枯岭。
遵照尚奎的既定计划，我们径直将车辆驶至为大姐精心挑选的住处——“28”号房间，位于涵洞的左侧。周边仅有寥寥数栋房屋，且无与会人员居住，仅有一位服务员值班，足以确保不会引起旁人的瞩目。
朱旦华已返其居所，独留我陪伴贺子珍大姐。我们分居的房间内，设有两张舒适的床铺、一部电话以及完备的卫生间。
用餐过后，在妥善安置大姐休息之后，我随即拨通了尚奎的电话，告知他我们已抵达的消息。尚奎叮嘱我务必陪伴大姐，切勿随意离她而去。
我与主席重新取得联系。
主席关切地询问：“客人现在的状况如何？”他似乎显得有些激动。
一切安好。
“你等着。”主席道。
翌日午时，我趁着大姐午休之机，悄然搭乘尚奎的车辆，抵达了“180”。只见主席正坐在沙发之上，手执香烟，静候着我的到来。
我对大姐上山的相关事宜进行了简要的陈述，并向主席报告，得知大姐的精神状态极佳，记忆力尚可，她能够清晰地回忆起许多往昔的往事。
“相当不错。”主席颔首回应，“今晚九时，请乘坐尚奎同志的车辆，将她送至我的住处。”
“好的。”我说。
“一切已妥当安排，身边的同事们均因事务繁忙已纷纷下山，唯有小封留在此处值班。”主席接着说道，“门岗哨兵熟悉尚奎同志的车辆标识，自会通融，请放心，车辆可以顺利驶入。”
“朱旦华同志来陪大姐吗？”
“无需多言，你一人足以应对。”主席回应道。
显然，主席显得格外慎重，力图将知情范围降至最低。待所有疑问都得到解答后，我便起身准备告辞。
“主席，无他事，我告退。”
主席眉头紧蹙，香烟在指间猛烈地吞吐，表情透露出深沉的忧虑。面对我的提问，他并未直接作答，而是仿佛在自语般低语道：
“希望一拍即合。”
我未能洞悉主席此言的深层含义，亦不敢妄加揣测，唯有轻声回应道：
“主席，再见！我保证晚上9点准时陪伴大姐前来。”
赶回“28”号时，大姐还在午睡。
我疲惫不堪，却辗转难眠。直至坐在“180”值班室，等待大姐到来，我仍沉浸在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情绪中。
1959年7月9日的夜晚，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女士在美庐别墅进行了会面。
“铃、铃、铃……”
悦耳的铃声将我拉回现实。主席正召唤小封。我瞥了一眼手表，发现已过去一个多小时，心想或许谈话进展顺利，否则不至于耗时如此之久。人们总是习惯于往好的方面想。
片刻后，小封将贺大姐搀扶至值班室，安顿大姐坐下，随即转过头来对我说：
“主席请你去一下。”
我进主席房间，他脸色不佳。
“这不行了，我的头脑似乎出了问题，回答的不是问题本身。”他的话仿佛是对我说的，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他脸色苍白，我无言以对。
她情绪高涨，务必留意她的心情。他夹着烟的手轻轻向我示意，说道：“明日你便陪她下山。下山途中，务必与她寸步不离。她现下已知我在山上，唯恐她外出偶遇熟人，那便不妥。延安时期的旧识众多，其中不乏就居于你等邻近。”
我留意到，在距离“28”号不远处的河南路上，汇聚了不少前来参加会议的领导与工作人员，康生亦身处其中。我想，主席的考虑之周全，竟然连这些细微的细节都洞察入微。
“主席请安心，我郑重承诺，绝不会与她相隔分毫。”我坚定地回应。
“另外，有一件要事，务必立刻着手处理。”主席语气加重地指示，“她擅自取走了我三瓶安眠药，药性极强，过量服用会有严重后果。你必须想方设法将其取回。”
“我会办妥的。”
我深知这情形相当复杂。如何开口确实让我犹豫不决。大姐性格敏感，稍有不慎，言辞不当可能引起她的猜疑，那将不堪设想。若无法从她那里顺利取得所需，后果将更为严重。主席睡眠质量不佳，依赖服用安眠药，而这些药物对敏感性极高，一旦在情绪不稳定时误服，极有可能引发问题。正因如此，主席才会显得如此焦虑不安。
步出主席的居所，直至陪同大姐返回住处，我的思绪纷乱如麻，却始终无法觅得一线可行的方案。
大姐情绪高涨，即便躺卧床榻，仍旧话语连珠，一旦提及那毫无关联的安眠药话题，恐怕事情便会变得糟糕透顶。因此，我只能在旁边安静地躺卧，偶尔轻声回应，以示我在认真聆听。所幸，她尚未萌生服用安眠药的念头，若真有此意，届时再出手阻止亦不为晚。两张床之间的距离仅约两三尺，彼此的一举一动，一目了然。
每当她再度提起主席的生平，我不由自主地随口一问：
“大姐，您觉得主席变化大吗？”
“一切依旧，只是他更显老了。”她答道，“我注意到他显得疲惫不堪，烟瘾甚重，安眠药的用量也颇大。”
听闻她提及安眠药，我灵感乍现，遂迅速紧扣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确实如此，主席事务繁重，休息质量堪忧，听闻他需服用两剂安眠药方可安眠。”我紧接着补充道，“尚奎同志亦是如此，每逢工作压力增大，若无安眠药相助，便难以入眠。”
我忽然说：
“顺便问一下，我听说是大姐从主席那儿取了一些安眠药？能否让我看看主席所用的品种，我想为尚奎也弄一些。”
大姐向来待人谦和有礼，加之我们交往频繁，感情日渐深厚。故当我提及此事时，她立刻取出三瓶安眠药，侧身递至我手边，轻声说道：
“你看嘛，就是这种。”
“这真是前所未见。”我接过那安眠药片，一边端详一边回答，随即起身，侧身对大姐说：“嘿，姐，这药能给我吗？我想给尚奎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拿去吧。”大姐说。
我暗自叹了口气。
翌日清晨，我拨通了小封的电话，告知他安眠药物已顺利到手，请主席安心。
贺子珍
彻夜长谈
大姐给了我安眠药之后，又继续谈下去，从她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几乎无所不说，而且越说越兴奋，越兴奋越说，思想情绪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整整地说了一夜。
“1928年，在永新之地，我与主席喜结连理，彼时我尚未满十九岁。”
大姐回想起那段美好的往昔，眼中流露出熠熠生辉的光芒。“然而，我并非对革命一无所知的稚嫩少女。”她语气坚定地说，“在大革命的风云变幻中，我早已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大姐回忆道，当年她年仅16岁，便投身于“CP”——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怀抱。翌年，她毅然决然地转投“CY”——共产党的阵营。随着北伐军挺进永新县，遵照党的指示，她加入了国民党。此后，她凭借着这一身份，逐渐晋升为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并担任了妇女部部长一职。
1927年，大革命遭受挫败之际，永新地区众多共产党员及农民领袖不幸被捕。彼时，她正于吉安致力于妇女事业。面对困境，她毅然投身于营救被捕同志的组织工作，并积极参与了旨在攻克永新县城的武装斗争。最终，她亲手击退了两名企图攻城的敌人。
面对反动势力的猖獗反扑，她毅然决然地跟随宁冈的农民自卫军撤退至井冈山脚下的茅坪。正是在此地，她有幸首次见到了毛主席。
自1927年10月初毛主席领导工农革命军踏入井冈山腹地之际，贺子珍便返回永新投身于群众工作之中。在主席积极开拓永新的时期，她常伴主席左右，参与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活动，并亲身参与了那份现已遗失的《永新调查》的编纂工作。
他们在共同的事业中，情感日渐深厚，并于1928年6月，在龙源口大捷的胜利喜悦中喜结连理。
在井冈山至瑞金，再从瑞金至延安的十年岁月里，尽管战火纷飞、时光荏苒，二人间的情感却始终如一。正如世间每一对夫妻，难免偶有争执，然而每一次的争吵，似乎都伴随着更深的和谐。
彼时她正值青春，性情颇为率真，然而主席向来宽容大度，因此未曾掀起任何大的波澜。
在瑞金的那段时光，主席曾一度遭受左倾路线的排挤，能参与的事务寥寥无几，实则处于“边缘位置”。彼时，她的身体状况欠佳，甚至曾遭遇一场严重的疾病。主席对她悉心照料，无论是大事小情都与她沟通交流，使得两人之间的感情反而更加深厚。在这十年间，她怀孕十次，若将小产计算在内，她总共养育了十个孩子。
“姐姐，你们的关系如此亲密，为何选择告别主席，前往苏联？我对此感到困惑。”我好奇地询问。
她叹气，缓缓说。
“那是延安之后……”
当红军长征抵达延安之际，全国范围内抗日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延安遂成为中国人民心中崇敬的抗日圣地。伴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来自国内外的众多人士络绎不绝地涌入此地，其中不乏从繁华都市来的时髦女学生以及造型独特的海外记者。
主席事务繁忙，她却心生忧虑。相较于井冈山与瑞金，延安地域辽阔，人口密集，日复一日，她无法得知主席的去向与行踪，家中亦鲜少如往昔般，大事小情得以分享。身为女性，此种境遇无疑令人倍感烦恼。
“对于某些事，我总是难以忍受，一遇到便忍不住火冒三丈。”大姐谈及此事时情绪激昂，她继续说道：“我觉得他变了，与当年在井冈山、瑞金时期的毛泽东判若两人，因此我们常常争执不休。起初他选择沉默以对，但后来索性搬到了另一个窑洞居住。”
大姐续言道：“若他与我争执，与我同仇敌忾，倒使我心中稍感慰藉。然而，他如今的态度，却让我深感心痛。这情形，我前所未见，我感到他对我的感情似乎淡漠了，关系也变得疏离了……”
“显而易见，我必须深入思考一番。”大姐接着说，“我究竟在哪些方面比不上那些外国学生呢？我16岁投身革命，17岁担任领导职务，未满18岁便投身战场，她们是无法比拟的。唯一略逊一筹的是文化水平，但这并非不可弥补。毕竟，那时的我才不过二十多岁。恰巧，有一位同志刚从苏联归来，我向他请教后，便下定决心前往苏联深造。”
大姐回忆道，起初，主席并未察觉她有意远行，直至她开始整理行囊，他才恍然大悟，便竭力劝阻，不愿她前往苏联，不愿她离他而去，甚至泪流满面。然而，那时的她正值年轻气盛，性情刚烈，无论主席如何劝解，她都充耳不闻。
她终究踏上了征程。先是抵达西安，继而又穿越新疆，直至抵达苏联。在此过程中，她始终不断收到主席催促她迅速返回延安的电报，而各地的办事处同仁也依照主席的指示，屡次三番地劝她留下。然而，她的心意已决，无人能够说服她改变初衷。
她于1937年年末自延安启程，直至1938年10月方抵达莫斯科。然而，不久之后，她便对此行深感懊悔。
在苏联期间，她听闻主席再婚的消息，心中半信半疑。她坚信自己与主席是在战火中携手共度的伴侣，共同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她深信主席对自己的感情不曾改变。即便到了苏联，主席也曾发电报催促她返回，这让她更难以相信他会轻易改变心意。
她对他的深情尤为坚定，正因这份爱意与对永恒相伴的渴望，她才选择离开他，远赴苏联。
直至1947年重返祖国，她方才确信自己在离开后，江青趁机填补了空缺，主席竟与江青结为连理。她深感大错已然铸成，悔恨之情难以言表。于是，她失声痛哭了一回。
自此，日夜兼程，无休无止的思念如潮水般涌动，伴随着一个个愈发令人失望的幻梦。直至今夜，不，应当是昨夜，我终于得以一睹其真容。
当初，谁都没有料到，这次庐山之会，竟成了延安分别之后的初次重逢，同时也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相会。
历史不容虚构。
在庐山停留的头尾三天，仅有我陪伴着贺子珍。抵达庐山之后，朱旦华同志亦已离她而去，于是除了我之外，她周遭空无他人，更无护士或女伴相随。
当时，毛主席对此事持极其谨慎的态度，鉴于知情者寥寥无几。即便事件落幕，亦鲜有人敢随意传播。直至“文革”这场灾难落幕，社会上才开始流传相关传闻。
近年以来，种种因素交织，使得提及贺子珍的话题日益增多，她逐渐成为诸多文章作者青睐的写作对象，各类报告文学作品亦纷纷涌现。特别是关于贺子珍在庐山与毛主席相见的往事，已成为众多文章中不可或缺的篇章。
秉持公正客观的原则，我认为至少有几项事宜有必要予以明确。
一、贺子珍抵达庐山后，交际范围极为有限，仅限于我、朱旦华，“28”号客房服务员、司机、卫士小封以及毛主席，她未曾与任何他人有所接触。
尚奎及省委其他负责人均未前去看望她，此乃为了尽可能减少知晓此事的人选。
某些文章竟然随意为贺子珍“添增”护士与女伴角色，更是“虚构”出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对话场景，这显然与史实不符。
二、在那个贺子珍女士与毛主席会面的夜晚，“180”房间内仅留小封独自值班，就连卫士长李银桥也已然外出。我陪同大姐步入屋内，并未发现其他任何人的身影。
大姐步入室内与主席交谈，而我则留守在值班室，静候期间，并未有任何人前来造访。
然而，某些文章却声称，贺子珍曾目睹彭德怀以“雷鸣般的吼声”与毛主席发生争执。彭德怀离去之际，他似乎与贺子珍进行了“紧握”与“长久”的握手。然而，这一切纯属虚构。
三、若干文章提及，毛主席于那晚款待了贺子珍，与之共进晚餐并畅饮美酒，继而在“皎洁”的月光下，陪伴贺子珍一同领略庐山夜色之美。然而，所有这些描述，包括每一句对话、每一个细节，均无任何依据，纯属子虚乌有。
四、在庐山会议召开之际，江青女士恰好在北戴河享受清凉，此信息乃主席亲口所提及，且确有可靠资料为证。
然而，部分文献记载指出，当时江青正身处杭州，接到了庐山打来的一个秘密电话，随即匆匆赶至，一番喧嚣随之而来。
江青当年并未上庐山。
某些文章提及，王光美曾邀请蔡畅、邓颖超、康克清、曾志、郝治平、水静等夫人一同，计划前往美庐（亦称“180”号房）向“江大姐”表达问候，却不幸遭遇闭门羹。翌日，她们再次前往拜访。
这是很荒谬的。
在1961年的庐山会议上，江青首次踏足庐山。关于王光美与江青之间的联系，大家早已耳熟能详。那么，她是否真的会牵头成立一个“夫人访问团”呢？再者，蔡、邓、康、曾等德高望重的女性，难道会接连不断地结伴去探望“江青大姐”吗？
即便如同我、佳楣、胡明、余叔等较为年轻的夫人，亦不愿与江青有所交往，对她那傲慢的态度深感不悦。在夫人之间，交往理应建立在平等的原则之上。
因此，某些作者的写作手法，不仅置事实于不顾，更是对几位大姐和夫人们的名誉造成了损害。
五、贺子珍患有精神分裂症。在常态下，她的头脑保持清晰，记忆力亦颇佳；然而，一旦病发，她便心生畏惧与怀疑，常常感到有人在暗中加害于她。
此点无可避讳，否则诸多事宜将难以言明；与此同时，此举亦无损大姐之形象。
有些作者出于善意而有所保留，这样的行为尚可谅解；然而，若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立场而故意曲解，那就显得不够妥当了。
在庐山意外邂逅毛主席，贺子珍与领袖交谈了哪些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