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的历史长河中，1946年9月的张家口战役占据着极为关键的位置。此役是国军全面进攻阶段意义最为重大的一战，却也是我军刻骨铭心的一次败仗。张家口，旧称张垣，作为当时察哈尔省的省会，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张家口的得失，比华东方面失去两淮更具政治宣传意义，因而南京政府借此大肆吹嘘，宣称大破共军。实际上，张家口战役是大同集宁战役失利后引发的众多恶果之一。以往，军史爱好者探讨此次失败，大多将原因归结于总体指挥存在问题。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只有从敌我双方的角度全面复盘，才能真正洞察问题的本质。
傅作义的作战特点
晋察冀军区当时面临的敌军，实则来自三个不同系统。其一，是保定绥署指挥的中央军系统，兵力约二十多万人；其二，为山西阎锡山的部队，人数约十几万；其三，则是傅作义的部队，兵力不足十万人。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实力强劲的国军未能攻克张家口，尤其是保定绥署的部队，其精锐程度远非傅作义部队可比。然而，最终成功拿下张家口的却是傅部。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傅部的过人之处。
傅作义将军堪称一代奇人，其练兵与用兵之道，与国军主流将领截然不同，即便在一众地方军阀部队中，也独树一帜。可惜的是，由于当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傅作义将自己多年的日记全部付之一炬，加之其部队具有地方军的特性，缺乏系统完备的历史档案，致使我们难以全面了解其军事思想的全貌。目前，唯一相对直接的史料，是全国政协于上世纪80年代编纂的《傅作义将军生平》。其中，有一位名叫刘一平的师长（三十五军267师师长），撰写了一篇关于傅系部队练兵和作战特点的详实资料，读来令人颇受启发，下面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
刘一平毕业于傅作义举办的绥远三十五军训练所学生队第二期，在傅作义部队中，从排长做起，历经连、营、团、师以及参谋处等多个职位，对傅作义部队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通过他的回忆，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傅作义部队的三个显著特点：
军官作风质朴：傅作义始终秉持着一个独特的认知，并将其灌输给所有官兵，那就是有钱人难以打好仗。例如，曾与傅作义共患难的团长曾延毅，在涿州死守抵抗奉军时立下战功，随后被傅作义任命为旅长、天津公安局长，然而发迹之后的曾延毅开始摆阔，傅作义毫不留情地将他改任为副军长，实则将其闲置起来。傅作义的七弟傅作良、连襟蔡玉庆，都具备一定的资历，渴望成为带兵的主官，但傅作义并不相信他们具备出色的作战能力，即便身为亲属，也没有给予特殊关照，只是让他们在国民兵（即地方保安部队）中担任一官半职，坚决不准他们在作战部队中担任主官。傅作义的这一理念虽并非完全正确，但在贪污成风、腐败遍地，“三年当军长，十万雪花银”的国军之中，无疑如一股清流。在傅作义的以身作则之下，傅部军官相对较为清廉，没有沾染享乐之风，反而更具斗志和追求，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作战之中。
善于统一思想：傅作义坚持每年在特定时间召开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以此来统一思想。每周四，还会组织一次工作汇报，主要内容包括讨论当前形势与作战方针、检讨作战经验教训，以及对人事调配、粮弹补充、马匹辎重等重要事项进行安排。傅部主力的三个军均由三十五军发展而来，部队规模相对不大，这使得这种统一思想的工作能够切实取得实际效果，傅作义的指令也能够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可别小看这一点，在国军的其他战场，作战屡屡出现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思想认识不统一。蒋介石以及国防部、参谋本部的意图，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都难以得到统一且绝对的贯彻执行，这与我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傅作义凭借其部队规模小、易于控制的体制特点，无意间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后来，傅作义前往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仍试图坚持这一制度。然而，一方面部队规模大幅扩大，他个人想要直接控制具体事务几乎变得不可能，只能进行宏观领导；另一方面，蒋系将领众多，他们的意见常常与傅作义不一致，表面上和谐，实则内心不和。这种杂乱的体制和层级结构，使得傅作义逐渐失去了对部队的有效控制，华北部队的战斗力也因此每况愈下。
战术作风犀利：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大同集宁战役来详细阐述。
攻大同一言难尽
傅作义在涿州守城三个月，顽强抵抗奉军的围攻，由此善于守城的名声传遍天下。但实际上，傅作义的作战特点绝非呆板死守，而是极为灵活机动，自成一套独特的体系。他作战时惯于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并不主张进行堂堂正正的进攻，目的在于抢占战斗的先机。他常常对部下说：“进攻时要突然袭击，出其不意，集中兵力攻打敌人的弱点和要害之处。一旦确定袭击目标，就要坚决贯彻到底，正所谓胆大沾光，胆小遭殃。切不可犹豫不决，从而错失战机。”
就以1946年8月的大同集宁战役为例。晋察冀和晋绥部队合围大同，虽然也考虑到傅作义可能会前来救援，但在判断上出现了偏差。他们认为大同是阎锡山的地盘，即便傅作义受到蒋介石的逼迫而出兵，也不会太过积极；就算部队出动了，行动速度也不会太快；即便行动迅速，其进军的必经之路上，我军已经占领了集宁城（今乌兰察布）和卓资山，傅军的进攻未必会十分有力，我军完全能够有效地拖住他们，从而专心攻克大同。
然而，现实却与预想大相径庭，三个预想全部落空。
蒋介石下令将大同划归傅作义的绥远系，这一举措使得傅作义出兵极为坚决，他几乎派出了全部部队，士气高涨，状态满格。
傅作义部队的行动速度超乎想象地快。他们行军时惯用骑兵进行奇袭，我军驻守卓资山的独1旅由于准备不足，原本计划坚守3天，结果仅仅抵抗了几个小时便宣告失守。傅作义部随后加速前进，迅速抵达集宁城下，这大大出乎我军的意料，大同方向的守军不得不紧急调兵北上，前往集宁解围。
傅军后续的攻击依旧十分迅猛，以三十五军新31师为主力的3个主力师迅速杀到集宁城下，打得集宁守军连连呼救。我军前线指挥部不得不将主力调到集宁，企图实施内外夹击，将傅作义的心头肉、老本新31师聚歼于集宁城下。
然而，由于侦察工作不到位，我军并未察觉到傅作义还有后招。当集宁城下双方陷入缠斗之时，三十五军的另一支主力师101师，以及其他骑兵、炮兵部队迅速赶到，对我军城下之兵实施了反包围。在这场战役中，国军先包围我军，我军进行反包围，随后国军又进行反反包围，这种复杂的形势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实属罕见。
此时，双方最高指挥官在临场反应上的差距便凸显出来。傅作义在战前召集团长以上干部开会，统一思想，明确要求必须拿下集宁。他精心部署，第一梯队先发起攻击，第二梯队随后跟进，采用前后夹击、骑兵奇袭、榴炮营支援、飞机助战等多种战术手段。战斗的进程基本按照傅作义战前的设计进行，尽管战斗异常惨烈，伤亡较大，但整体节奏、趋势以及局面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反观我军，临场指挥和反应则不尽如人意。首先，增援集宁的行动变成了添油战术，没有像傅作义那样一开始就集中主力投入战斗。其次，在围住傅军第一梯队的3个师后，由于对敌情判断不明，本应一鼓作气连夜发动攻击，却停顿了一个晚上，给了敌人喘息和巩固阵地的机会。最后，当傅军第二梯队赶到并发动攻击时，我军一下子陷入慌乱，犹豫不决，不知道究竟该先攻打被围之敌，还是先去阻击援兵。尽管参战部队中有杨得志纵队和陈正湘纵队这样的名将部队，但由于顶层指挥存在问题，即便有名将也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集宁一战失利，大同方面的进攻也进展得极不顺利。仅举一例，在攻城战斗中，我军的战术显得十分粗糙，基本是猛打猛冲，缺乏对战场的充分侦察和战术调整。三纵7旅19团攻下大同城北门后，团指挥所急于进城，将位置设在火车洞子里，却未曾料到下面埋有地雷，团指挥所人员触发地雷，导致团领导干部大量伤亡，最后只剩下两人。
麻痹的张家口
集宁一失，大同方向的进攻自然无法继续，我军只能全面撤退。然而，如此重大的失利，却并未引起足够的警醒，思想上的麻痹最终导致了张家口的失守。
1946年9月下旬，华北国军发动了对张家口的进攻。起初，进攻的主角并非傅作义，而是保定绥署孙连仲指挥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包括十三军、九十四军等。其中，十三军是国军13个美械军之一，战斗力极为强悍。因此，军委和晋察冀军区都将东面防线视为重中之重，投入了三分之二的主力纵队。
战斗最为激烈的方向确实出现在东线，怀来一带的战斗异常艰苦，北平方向的国军始终未能突破防线，进入张家口附近。然而，从军委到一线防守部队都严重误判了形势，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傅作义既不会派出有力部队进攻张家口，也不会脱离从大同向东进攻的便捷路线。
在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下，晋察冀军区将剩余部队全部转移到西面的大同方向，而张家口以北几乎没有设防，张家口警备司令员郑维山手中仅有两个团的防守兵力。郑维山在回忆录中提到，张家口北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地，难以进行有效防御，兵力空虚，是敌人奇袭的绝佳方向。但他在回忆录中也坦诚地承认，自己对张北县兵力空虚的情况并不知情，也没有采取多少防备措施和后手。
傅作义为了麻痹我军，可谓煞费苦心，采取了诸多手段。
他故意在大同制造声势，派遣自己的副司令长官前往大同选定大军驻地，还将一些坦克和榴炮部队运到大同，以此扰乱我军的视线。而真正的主力部队则隐蔽在集宁以东地区，伺机而动。
他将暂三军和三十五军下面的师进行对调，如此一来，即便解放军查知部队番号，也会误以为先锋进攻的是暂三军这样战斗力较弱的部队，而实际上真正的主力新31师和101师就隐藏在其中。这种以弱示强、战术欺骗的手段，傅作义运用得极为巧妙。
为防止泄密，傅作义摒弃了国军通用密码，改用绥远自己的密码，导致晋察冀部队无法破译其电报。直到傅作义部队打到张家口城下，我军也未能破解任何一封电报。
傅作义大胆猜测，果断决策。他虽无法确切查明张家口北面是否有重兵防守，但指示电讯处对张家口西面和北面分别进行电信号侦测。结果发现西面电信号密集，而北面稀疏，据此他判断北面无大部队。虽然这只是一种基于有限信息的推测，但傅作义巧妙地将原始粗糙的技术手段与战术判断相结合，竟然准确地揣度出了晋察冀我军的真实情况。
做好一切准备后，傅作义命令各部从集宁出发向东，穿越一大片荒漠草原，然后调头南下，直插张家口北面的张北县。其前锋700骑兵到达后立即发起进攻，当时城中仅有2个连的守军。原来，城中原本有一个团的兵力，但守将根据前线哨兵的情报，发现有傅军骑兵活动，于是派出主力前去截击。据傅作义的机械化部队大队长靳书科回忆，当时张北县城内一切如常，戏院仍在唱戏，市民进出城门也毫无异样。骑四师师长刘春方当即放弃夜间攻城的原定计划，下令立即进攻，守军根本无力抵抗，仅仅两个小时，张北县城便宣告易手。
即便出现了如此重大的敌情，从军委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都不清楚傅作义部队主力的具体位置。因为大同方向的杨成武部队刚刚报告，傅作义三十五军的番号出现在那里。军委也出现了严重误判，给聂荣臻发电称，傅作义不大可能出动主力，顶多派出一万来人作为东线中央军的补充，以袭扰为主，而张家口仍有两团兵力，应据城固守。根据这一指令，西线防守兵力依旧未动。
然而，随着战斗的持续进行，情况越来越不对劲。郑维山指挥军区教导队在张家口以北进行防御，发现傅军的攻势极为凶猛，骑兵、步兵、炮兵一应俱全，还有飞机前来助战，这哪里像是只有一万人的规模。直到傅军突破最后一个要点狼窝沟，杀到张家口城外40公里处，军委才收到最真实的情报，得知傅军有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郑维山不禁抱怨，这情报来得实在是太晚了，已经于事无补。
这封迟到的电报终究没能改变战局，一个教导旅根本无法抵挡傅军的进攻，聂荣臻不得不下令放弃张家口。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究竟谁的过失最大？客观地说，绝不能将责任全部归咎于聂帅。傅作义成功地对我军实施了战略欺骗，就连军委都被他蒙在鼓里，又怎能单纯指责晋察冀军区指挥不力呢？综合来看，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北平国军的进攻过于猛烈，吸引了晋察冀军区的多数主力，使得聂帅手中能够调配的兵力有限，面对意外情况时，确实难以应对。
傅作义的作战手段独特，其战斗作风在某些方面与我军相似，这让我军很不适应。
晋察冀军区在总体应对上确实不够敏锐、准确和灵活，作战方案相对单一，应变能力不足。
从客观规律来看，有些路即便艰难，也必须去尝试；有些亏即便惨痛，也必须去承受。不尝试新的道路，永远无法知晓其中隐藏的危机；不吃亏，永远无法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差距。再强大的敌人，也必须去适应，只有这样，才能在战争中不断成长，实现打一仗进一步的目标。
正如《水浒传》中征方腊的情节，史进、石秀率军攻打庞万春时，被庞万春设伏于路旁，一气射死六位梁山好汉。卢俊义与朱武讨论此事时，朱武说此计只能用一次。后来再次进兵，先火烧道旁山林，方腊军的伏兵计便不再奏效。对付傅作义部队或许也是如此。傅作义的打法略显另类，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一些胜利，但从总体上看，终究只是地方军阀的战术套路。其威力与正规的大兵团作战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这恰恰是傅作义所欠缺的。我军熟悉了他惯于奇袭的套路后，后来再与之作战，只要刻意防范，类似张家口失陷这样的重大损失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也正是华北战场的强度和难度远远不及其他战略大区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