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大年初一，人民大会堂里飘散着新年的喜庆氛围。邓小平与廖承志、以及廖承志的外甥女陈香梅的会面，本是一次轻松愉快的交流。
就在这场会面中，邓小平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让一位长期被尊敬的革命家瞬间多了一个亲切的称呼：“气管炎”。
他笑着调侃廖承志，因为妻子管得严，连烟都不敢多抽，常常要“偷”他的香烟解馋。这番话语，带着老友间的深厚情谊。
这背后的“偷烟”趣事，并非空穴来风。那是1978年的一个深夜，香港回归的“一国两制”方针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
廖承志在邓小平的办公室里加班，烟瘾犯了。他偷偷摸摸地点起邓小平的烟，为了不被发现，还特意让警卫把窗户关严实了。
第二天，当廖承志和其他同事将一份崭新的“一国两制”方案呈交给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看着烟盒里所剩无几的香烟，心照不宣地笑了。
他半开玩笑地指着廖承志，打趣他“偷”烟，并劝他夜里不必如此操劳，可以回去休息了。
这种看似轻松的玩笑背后，隐藏着廖承志为国家事业废寝忘食的辛劳，以及他妻子对他的深切关爱与管束。
廖承志与经普椿自1933年相识，五年后步入婚姻殿堂，相伴五十余载。妻子深知他工作劳累，烟瘾又大，为了他的健康，严格限制他每天只能抽三根烟。
而邓小平自己每天都要抽三包烟，所以对廖承志这种“受管”的窘境，自然是深有体会，也更能理解他深夜“偷”烟的无奈。
老一辈领导人，如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吸烟的习惯，香烟在那个年代，常常是他们思考问题、提神解乏的伴侣。廖承志的烟瘾，正是他高强度工作状态的一个缩影。
青年逆旅，信仰确立
廖承志并非天生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于1908年出生在异国他乡的日本东京，那个动荡的年代，他的父亲廖仲恺已是声名显赫的民主革命家。
革命的血液流淌在他身上，使他对国家的前途有着天然的关注。1924年8月，年仅16岁的廖承志就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然而，很快，国民党内部的种种乱象让他感到失望。他亲眼目睹了党内的腐败横行，派系之间的争斗不休，那些所谓的革命者，似乎更关心自己的私利。
1925年，噩耗传来，父亲廖仲恺不幸遇刺身亡，这让廖承志悲痛欲绝。他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曾尝试在国民党内部进行一些变革，但最终都未能成功。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血腥的现实彻底撕下了国民党的伪装。
那一刻，廖承志彻底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一个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不惜对同胞举起屠刀的反动政党。他毅然决定离开这个腐朽的组织。
1928年，廖承志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期间，积极投身爱国运动。他带领学生抗议日本当局制造的“济南惨案”，此举触怒了日本政府，最终他被驱逐出境。
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后，廖承志没有丝毫的犹豫或彷徨。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自己年轻的生命完全投入到他所认定的革命事业中去。
抗战时期，廖承志长期从事后方宣传组织工作，筹备《解放》杂志，并奔走于南方各省，积极号召民众投身抗战。
1941年10月，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公开撕毁抗日统一战线。廖承志对此深恶痛绝，他在香港创办《华商报》，痛批蒋介石的反共行径。
他的积极抗日宣传工作，自然引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1942年5月，廖承志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
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与忠贞不渝。直到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才在中共中央的积极营救下获释出狱。
晚年重任，智慧擘画
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的革命生涯翻开了新的篇章。他历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南方局委员、中共南京局外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
在国家建设的初期，他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在侨务工作方面，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廖承志因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而积累了不小的烟瘾。正是这份劳累，让他的妻子经普椿对他的健康管理更加严格。
到了1977年9月，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徐徐拉开，国家亟需海外资金和技术支持。邓小平接见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观光团时，听到了重建中央侨务部门的强烈呼声。
彼时，对于海外华侨的定位，国内仍有不同的声音，部分人甚至将其视为一种“累赘包袱”。但邓小平高瞻远瞩，他对此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邓小平公开表示侨务部门将重建，并且在众多人选中，他毫不犹豫地指定了廖承志来负责这项重任。他亲切地称廖承志为“老菩萨”，足见对其的信任和器重。
被任命后，廖承志全身心投入侨务工作。他努力落实各项侨务政策，改善华侨在国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在他的推动下，华侨大学得以创办，为海外学子回国深造提供了平台。这些举措极大地改善了海内外华侨对国家的看法，吸引了大量海外投资涌入。
廖承志用实际行动证明，华侨非但不是什么“包袱”，反而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财富”。他的远见卓识和实践，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1978年，中国面临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香港回归。邓小平将这一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提上日程。
他再次将信任的目光投向了廖承志，邀请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商议“一国两制”的伟大方针。
廖承志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拥护者，他深知这项政策对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在制定具体政策的那段日子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
他与团队成员深入探讨每一个细节，确保方针既能体现国家主权，又能保障香港的稳定繁荣。正是这份不懈的努力，才有了第二天呈交给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新方案。
1980年，长期的劳累终于让廖承志的身体亮起了红灯。他因心脏问题接受了搭桥手术，术后，妻子经普椿对他的健康管理更加严格，生怕他再因工作而透支身体。
笔 者 以 为
那个因烟瘾被邓小平戏称为“气管炎”的廖承志，终究未能亲眼见证1997年香港的顺利回归。他于1983年因病逝世，带着对国家统一的无限期盼，抱憾离世。
他的妻子经普椿，在廖承志去世后，仍然坚韧地生活着。她最终在1997年9月去世，在此之前，她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这一历史性时刻。
她亲眼看到了丈夫为之奋斗一生的宏伟目标得以实现，这或许是对她和廖承志，最好的告慰。
廖承志的一生，是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从早年毅然选择共产党，投身革命的烽火岁月。
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侨务工作上倾尽心血，将海外华侨从“包袱”变为“财富”。再到晚年，他呕心沥血推动“一国两制”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为香港回归奠定基石。
他以其独特的“烟瘾与妻管严”的趣事，不仅展现了革命家人性化、生活化的一面，更映射出国家在重要转型时期。
那些老一辈领导人所肩负的巨大责任与彼此之间深厚的情谊。他们为实现民族复兴所付出的个体牺牲，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廖承志的未竟之志，成为了激励后人继续前行的不竭动力。他与无数像他一样的革命先辈，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共同铺就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