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师哲先生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作者：
口述者：师哲（曾任毛主席的俄文翻译，中央编译局首任局长）
李海文 [党史研究员] 整理
目 录
阴风忽起，蛊惑人心。
2. 康生将党内思想斗争演化为一场“整人”的风潮。
3. 在审干过程中，所谓的“抢救运动”常常涉及“逼、供、信”等手段。
4. 绥德、关中“特案”真相
5. 那时康生敬畏二人。
6. 清算王明路线错误
（一）
阴风突起，蛊惑人心。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 [1] 2月28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强调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整风精神。自此，党中央的整风学习活动逐渐演变为全党的整风学习运动。这一运动不仅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也具有即时的策略意义。它对于我党实现更进一步的团结与统一，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对于提高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政治觉悟、统一党员的思想认识、增强党的战斗力，都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作用。
整风运动标志着我党一次深刻的思维革新，亦是一场全党范围内深入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在此期间，毛主席相继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系列文章，对党内历史路线斗争进行了思想上的梳理，并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进行了剖析。他指出：“众多党员虽已加入组织，但思想上并未真正入党，有的甚至从未真正融入。这类思想上未入党者，心中仍充斥着剥削阶级的陈腐观念，对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理念以及党的宗旨一无所知。”“因此，尽管我们党的队伍主体纯洁，但要更有效地领导革命事业，加速其发展进程，就必须从思想与组织两方面进行严肃整顿。而要实现组织上的整顿，首要任务是进行思想上的整顿，发起一场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无情斗争。” [2]
在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之中，不仅明确了整风运动的宗旨、使命与指导原则，而且反复强调整风的核心在于辨明路线的正误，解决思想上的迷惘，以及端正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其目的绝非针对特定个人，亦非追究个人责任。鉴于此，整风期间的学习资料相当丰富，除了规定的二十二篇必读文件之外，还包括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六本被指定为“干部必读”的书籍。
当整风学习运动拉开序幕，全体成员均以严谨的态度，集中精力深入研读文件，探讨政策、方针、路线等各个领域的议题，并积极展开热烈讨论。学习氛围浓厚，大家态度端正，认真记录，同时也不忘进行自我反省。在整风运动的初期阶段，运动进展有序，各级干部通过学习提升了思想觉悟，纠正了部分同志的错误思想、模糊观念以及不恰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党内的团结与凝聚力。
约1942年5月。一股令人心悸的阴风弥漫开来，呼吁对党内历次错误进行深入挖掘，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这实际上意味着要探究每份文件的具体起草者，以及起草者的动机和目的，分析为何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关于此问题，中办支部（杨家岭）。那人是“小米”。忘了他的名字。随后，在肃反运动中揭露，他竟是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叛徒。我心中充满疑惑：难道这样操作，不是反而逆转了运动的方向吗？然而，也有人跟着他的步伐一齐奔跑。
在清晨的微风之中，毛主席步履悠然，恰逢我们在山腰偶遇。我便趁机向他咨询了我党整风学习的相关方针、任务与目标，同时也向他汇报了近期的一些情况。我谦逊地向毛主席请教道：“近期有些干部似乎误信了某些言论或受到了某些影响，他们未能深入研读文件，理解历史，提升思想觉悟，反倒是热衷于探寻学习文件背后的作者或是某个文件（诸如决议、决定、宣言等）的起草者，这样的行为是否偏离了学习初衷？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主席闻言，即刻回应道：“整风学习的核心宗旨，在于明晰问题、净化思想、辨析对错、鉴别真伪、提升认知，而非追究个人之责。此做法实为不当！”
毛主席那坚定不移的回答，令我一瞬间豁然开朗，信心亦随之大增。在此期间，毛主席投入了极大的心力，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明确我党各阶段的路线、战略、策略和政策，不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还收获了丰富的成果。
往昔岁月，毛主席深思最多的是如何爱护、保存、发展与科学合理地运用革命的有生力量。他大力培育和选拔干部，充分信任并任用他们，力求将每一位干部安置在最适合的职位上，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这构成了我党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当时，他将这一问题视为我党革命斗争中的关键战略问题，因此对待此类问题，他通常保持审慎态度，遵循较为合理的方针和政策妥善处理。
自整风运动拉开序幕，中央领导层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康生与李富春主抓中直机关的整风教育活动；王稼祥与陈云负责军委直属机关的整风工作；任弼时与高岗则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的整风事宜。毛主席亲自督导文艺领域的整风运动，这一举措正是他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初衷所在。
（二）
康生将党内思想斗争转变为“整人”活动。
1942年6月2日，党中央正式组建了总学习委员会，毛主席担任组长一职，康生则担任副组长，共同领导着一场旨在全面整顿和改进作风的运动。
该学习委员会源自1941年9月26日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毛主席担任了该学习组的组长，王稼祥则担任副组长。随着康生归国并就任中央党校校长及中央社会部部长，他手中握有部分教育及干部审查的权力，同时，康生惯于施展两面手法，灵活变通，表面上装作忠心不二，实则持续批判王明路线，并对外展现出与该路线斗争的姿态。“总学委会的实际事务，就交由你负责。”
曹轶欧曾向我透露：在莫斯科，他们一度视王明为领袖。然而，1937年11月，他们从苏联归来，一踏上归途，便敏锐地察觉到了氛围的变化。当他们看到毛泽东身边簇拥着一排排威严的将领时，立刻明白毛泽东才是当之无愧的领袖。曹轶欧向我提及此事不久，康生便专程前往西北局进行了一次演讲。恰巧，那天我也恰巧在西北局处理公务，便留下了来聆听他的报告。他的演讲主题，便是如何与王明明确切割界限。
康生向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寻求协助以推进其工作计划，此举获得了党中央的支持。我依稀记得，当时担任政治局委员秘书的诸位同仁包括：胡乔木——毛泽东的贴身秘书、黄华——朱德的秘书、师哲——任弼时的助手、王鹤寿——陈云的秘书、廖鲁言——王明的秘书、陶铸——王稼祥的秘书以及匡亚明——康生的秘书等。康生请求这些同志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分别深入相关单位调研整风学习的进展，并将情况详尽地向中央总学委会汇报。
康生要想随意调度这些同志殊非易事。他们各自隶属于不同的首长，肩负着各自首长交予的诸多任务。因此，除了我和廖鲁言之外，我们很少见到他们与康生有过多交往。概而言之，胡乔木伴随毛泽东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陶铸、黄华则随王稼祥、朱老总负责军委系统的整风工作；而我与廖鲁言则负责与边区联系中央西北局及联防司令部相关整风事务。除此之外，我的另一项极为重要的职责是陪同任弼时一同参加1942年10月17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匡亚明，康生的政治幕僚，却未曾被赋予任何具体职责。他与康生同是上海大学校友，1925年并肩踏入党的行列，之后又在特科共事。然而，中共特科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对匡亚明产生了怀疑，遂派遣人员企图枪决他。匡亚明幸免于难，虽身负弹痕，却顽强存活，与党组织的联系也因此中断。尽管如此，他的革命意志始终坚定不移。当匡亚明得知康生重返延安，便不远千里前往寻找。康生赠予他一首诗：“故人不相见，相见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挥之不能去。”鉴于匡亚明资历深厚，康生便任命他为政治秘书，但实际上并未真正赋予他秘书的职责。匡亚明曾向我倾诉，他在日常工作中查阅文件时遭遇诸多不便。众多文件，康生所涉颇多，他无法触及。这样的境遇，同样令机要秘书与同仁们倍感棘手。在审干过程中，康生更是找借口对他进行打压，将他拘禁起来。
1943年春季之初，刘少奇重返延安。毛主席委以重任，命其主掌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然而，鉴于刘少奇初抵延安，对当地的整风运动及中央机关的运作尚不熟悉，故而鲜少涉足事务，事实上，主持这项工作的仍是康生，这正合他的心意。尽管毛主席、刘少奇与康生同住杨家岭，但刘少奇鲜少出席与整风相关的汇报会，毛主席亦偶有缺席，因此，整风事宜便主要落在康生一人肩上。由此，康生遂成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实际掌舵人。在整风运动与审查干部的过程中，康生既有向毛主席、亦能向刘少奇汇报相关问题的权限。然而，存在某些问题时，康生却并未向毛、刘二人进行汇报。这样的状况，实则为其趁机钻取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整风运动初期，中央研究院便成为了焦点所在。随后的干部审查工作中，中央党校亦成为关注的中心。这些选择并非毫无缘由，亦非康生个人之举所能忽视。
3月16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一场院务会议，并在会上作出决议，决定在全院范围内展开全面的大规模检查。到了20日，研究院暂停了所有日常工作，集中精力投入到“学风、文风、党风”的专项检查工作中。
当时，中央研究院被视为教条主义思想的“堡垒”。该院的起源可追溯至马列学院，由洛甫（张闻天）担任院长。在马列学院时期，学习马列主义的氛围浓厚，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大多表现出良好的学习态度。他们对马列主义著作有深入的了解，尽管许多人仅停留在背诵层面，尚未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这能否说明马列著作阅读过多呢？是否可以停止学习马列著作？实际上，当时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尚显不足，研究也亟待加强，谈何阅读过多呢？当然，反对教条主义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摒弃马列著作，仅限于学习毛泽东的思想。经过整风运动，确实开始重视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并将其与马恩列斯的思想并重。
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其英文造诣颇深。他曾翻译众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然而，自整风运动展开以来，柯柏年因翻译诸多马列经典著作，竟被诬称为“教条主义者”，甚至因此遭受了批判的浪潮。于是柯柏年立誓不再从事翻译。毛主席后来亦闻及此事。一日，于王家坪，毛主席对柯柏年言道：“你仍需从事翻译工作？”柯柏年却坚定地回应：“我已决定不再继续翻译。”对于这些过往的种种，若能回首深思，实乃颇具深意。
在整风运动中显现的这种倾向，与康生的观点密切相关。康生曾言，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视为“破坏”，而深入研读毛泽东著作则被视为“建设”。若仅有破坏而无建设，其评价不过三分。
自整风运动拉开序幕，康生一度误将之视为针对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分子的手段，因此他选定中央研究院作为这场运动的焦点，并亲自深入其中，将运动的目标指向了党内的一些资深同志。然而，随着毛主席强调整风的目的在于澄清是非、提升认识，而非单纯追究个人责任，康生的做法最终得到了遏制。
康生不罢休，欲更进一层。将党内的思想交锋演化成了一场“整人”的风潮。1942年五月至六月间，康生亲自部署，于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进行了批判。王实味，时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室研究员，于1942年3月13日、2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野百合花》，并在《谷雨》杂志第四卷一期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此外，他还于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数篇短文。在这些作品中，王实味批评了延安干部与群众之间存在显著隔阂，指出干部对待民众态度不公，缺乏关怀与爱护，形容为“乌鸦般黑”。与此同时，部分干部却对延安的阴暗面视而不见，认为“无足轻重”，甚至认为“天塌不下来”。文章还揭露了延安存在的等级制度，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对此表示赞同，认为不宜提倡平均主义。他们甚至以李芬烈士的牺牲和前线“第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的事实，来反衬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王实味的这些作品，其所持的立场与态度实乃失当。正是在此背景下，1942年3月31日，毛主席以不点名的形式对王实味进行了批评，他明确指出，在整风运动中，存在个别同志采取错误立场发表言论，这种观念追求绝对的均等，实则运用了冷嘲热讽、暗箭伤人的手段。近期，有人呼唤实现绝对的平均主义，但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批评应当是严肃而犀利的，同时亦需真诚、坦率，并秉持对人的善意。唯有这样的批评，方能有助于团结。而采用冷嘲暗箭的方式，恰如腐蚀剂一般，对团结毫无益处。显而易见，毛泽东的批评是出于善意，并非视王实味为敌。
然而，在4月下旬举行的中央社会部干部会议上，康生发表言论，指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已发表于国民党报纸，并要求中央研究院展开批判。随后，自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举办了针对王实味的清算斗争会，参会人数最多时达千人，延安地区七十多个机关和学校均派出了代表参与，康生亦多次出席此类批判性会议。尽管王实味在抵达延安前曾与托派分子有所交往，但他已于1940年向中央组织部作出过说明。然而，在康生的引导下，此次会议将王实味定性为托派分子、潜藏的国民党间谍以及特务。
自毛泽东发表整顿三风的讲话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负责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即陈传纲）向毛泽东致信一封。此信我曾有幸拜读，其中他提出，在延安除了整顿三风之外，还需关注“整顿人风”的问题。成全所指的“人风”，实则是指诸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步行”等不平等现象。信中对陈伯达提出了诸多批评，将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陈伯达贬得一文不值。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亦向任弼时寄去了一封信，我也曾查阅过此信。信中同样对陈伯达提出了众多意见，并将他贬得同样一文不值。
王里夫人，亦称王汝琪，致力于中央妇委的妇女运动研究。她与王昆仑为堂兄妹，而王昆仑的妻子曹孟君与王实味同窗于北京大学。成全夫妇与王实味交往颇深。潘芳与宗铮夫妇均为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与王实味邻里相居。宗铮与王里同是复旦大学校友，因此，王实味与成全、王里、潘芳、宗铮关系密切。在王实味被定性为托派后，成全、王里、潘芳、宗铮与王实味之间的联系亦被划归为托派关系。康生亲自策划，先在枣园对于炳然进行批斗，借助于炳然的影响力，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对成全、王里进行批判，进而扩展至潘芳、宗铮。从8月至10月，连续七十二天的大会召开，将他们定名为“五人反党集团”。康生对王实味的案件持续升级，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常委会剥夺了王实味的党籍。年底，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
十月，历经皖南事变之困，成功突围并辗转返抵延安的吴奚如，却不幸被诬为叛徒与特务。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将张克勤（原名樊大畏）诬陷为特务。张克勤，身为甘肃地下党的党员，当时或许年仅二十岁。他的父亲在兰州经营着一家照相馆，顾客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国民党军官和特务。基于这一情况，康生断言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乃“特务联络点”。于是，张克勤的父亲被指控为“特务”，而张克勤则成了其父亲派往延安的“特务”。康生强迫张克勤承认罪行，但张克勤坚决否认。于是，康生便组织了对他的连续七天七夜的批斗，甚至以假枪毙相威胁。在极端的压力下，张克勤最终屈服，承认了自己是特务。既然张克勤承认，便不得不交代其特务活动和关系，从而引出了所谓的“红旗党”。所谓“红旗党”，实则是指我党的一些地下党组织，虽然悬挂着共产党的旗帜，实则沦为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谢觉哉当时便持怀疑态度，坚信张克勤的父亲是一位进步人士。此信念源于谢觉哉在兰州办事处任职期间，与张克勤的父亲有所交往。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张克勤在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透露，他当时对“红旗党”、“国民党的红旗政策”等词汇一无所知，是审讯者引导他承认这些内容的。
康生于1942年所推行的策略，实则是在整风运动中，针对历史、思想、政治观点、立场、态度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刻意寻找瑕疵，以此作为“审干”和“抢救运动”的思想与组织铺垫。随后，他大肆制造并传播“特务遍布”的舆论。
一类是渗透进来的，如戴笠派遣的间谍；另一类则是被策反的，即在党内被培养和发展的内鬼。
康生借助“汉中特务训练班事件”，亦称“戴案”，着手营造“特务遍布如麻”的舆论氛围。
“戴案”无疑是一起涉及特务的复杂案件。该案早在整风运动启动之前，就已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保安机关成功侦破并妥善处理。1940年年底，边区保安机关在关中地区揭露了少数人的特务嫌疑。次年，保安处派遣布鲁前往关中马栏镇，负责对该案进行调查与处理。
率先向我们投案自首的，是曾参与那场特务训练的吴南山。吴南山透露，戴笠曾在汉中设立了一个特务训练班，对一群青年进行了培训，并派遣他们潜入陕甘宁边区执行特务任务，该训练班共有四十六七人已潜入边区。随后，保安机关依据吴南山提供的线索展开了深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涉案人员均被揭露，其中部分人已向我们秘密坦白交代。
该任务进展顺利，主要得益于参与者均为年轻人士，且多数家庭位于西北地区或周边边境地带。他们深知，若不及时交代问题，一旦暴露，整个家庭都将遭受影响。加之当时党采取宽容政策，特务如能主动投案自首，将免于被逮捕和处决。因此，这批人逐一得到了妥善处理，并得以继续工作。当然，对他们的活动也实施了必要的监控和评估，以确保其行为不会偏离正轨。毫无疑问，这些人曾是国民党特务。他们不仅接受了专业训练，而且潜入边区时亦肩负着特定使命。至于他们到达边区后是否参与了特务破坏活动，以及危害程度如何，则是另一需要探讨的问题。
“毛主席曾说过，若我们有像布鲁这样的干部，肃反工作就会变得容易。”在“审干”和“抢救运动”期间，康生确实将矛头指向了青年，几乎将所有外地来的青年都定性为“特务”或贴上了“特嫌”的标签。
康生曾言：“‘戴案’为我们敲响了思想上的警钟。”而他所谓的“特务如麻”，便是源自于此。
自1942年12月康生发表《关于锄奸问题》的演讲以来，延安地区部分单位陆续展开了对干部的审查工作。
（三）
审干、抢救运动里的“逼供信”
1943年，康生便曾宣称，“整风运动将必然转向审干阶段”，而“审干”又必将过渡至“肃反”。然而，这两句言论实则出自康生之手，是他为推行一条错误路线而捏造的别有用心之“理论”。
4月3日，党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的决定》，文件明确指出：“整风运动的核心任务，在于纠正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及肃清党内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前者是革命阵营内部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较量，而后者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来，特别是我党党员队伍迅速壮大之际，日寇与国民党均大规模开展特务活动。在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他们巧妙地安插了大量内奸，其数量之多令人震惊，这一点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得到充分证明。经过一年的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整风运动不仅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佳途径，更是发现和肃清内奸的有效手段。因此，决定将整风运动延长一年，继续深入开展。
仅于中央决策发布的前一日，即1943年4月1日，康生便指令边区保安处进行抓捕行动。其缘由在于胡宗南的秘书胡公冕即将抵达延安，康生担心那些在干部审查过程中暴露出问题的个体会与胡公冕有所“接触”，遂下令拘捕相关人员。为此，康生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及我本人召至其面前。自1943年1月西北高干会议落幕以来，我已被调任陕甘宁保安处一局担任局长之职。
那是一个夜晚，康生手持一份名单，边与我们交谈，边在名单上勾画标记，时而圈点，时而标注，口中念念有词，将某些人称作“复兴派”，称为“CC”，又将另一些人划为“特务”、“汉奸”、“叛徒”或“日特”等。最终，他吩咐我们，凡名单上被标记“○”者，一律予以逮捕；而被标记“·”者，则需送至边区行政学院深造。
我询问道：“关于要抓捕的这些人，是否有具体的证据？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如何进行抓捕和审讯呢？”
康生怒斥道：“有了证据，还需要你们进行审问吗？！”
自那晚起，忙碌的步伐未曾停歇，直至次日清晨，未曾合眼，短短一夜便成功拘捕了二百六十余名嫌疑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与汪金祥——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肩负重任，专责追捕中央直属机关的涉案人员。
自此次抓捕行动之后，1943年4月11日，中央正式宣布全面推开“审干”工作。康生于中央大礼堂向直属机关的干部发表了动员讲话。在康生透露延安已拘捕了两百余人之际，众多同志闻言皆面色惨白，显露出极大的震惊。
“在众多案件中，张克勤所提出的‘红旗政策’尤为引人注目。”张克勤的“红旗政策”为我们揭示了国民党特务政策的全新面貌，促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进行了重新评估，并对延安特务分子的活动规模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基于此，康生宣布甘肃、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等省份的地下党为“红旗党”。鉴于西北高干会刚刚落幕，中央对陕西党的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康生对此未敢贸然表态，仅将关中、汉中地区称为“红旗党”。
一、刑讯逼供。采用刑罚手段强迫供述。1943年5至6月，康生指派许建国、谭政文、周兴、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及我共同制定审讯条例。在草案编制过程中，有人提议条例中应包含动刑、逼供的规定。然而，另一部分人坚决抵制，引发了激烈辩论。康生因此情绪激动，质问：“不使用刑罚，如何进行审讯？”因此，在“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期间，刑讯逼供现象极为普遍，最常见的是殴打和辱骂。还采取了“车轮战”、“疲劳战”等手段，甚至模拟枪毙，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送嫌疑人，以此进行威胁，迫使对方交代。
二、相互揭露的风潮。康生曾言，若不清除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内奸便难以根除。我们称这种自由主义为奸细活动的滋养。依据我们的经验，哪里自由主义盛行，那里的奸细数量也就相应增多。康生所谓的反自由主义，实则是在取消同志们应有的实事求是态度和相互信任，驱使他们捕风捉影，进行所谓的“揭发”。他不仅鼓动一般同志相互揭发，还巧妙地利用夫妻间的矛盾，煽动他们相互“咬”。随后，依据这些“揭发”进行抓捕、关押，并采取逼供手段。康生采取的这一系列做法，不仅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的团结，更是加剧了许多夫妻间的矛盾，导致他们关系紧张，甚至感情彻底破裂。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各机关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康生把这叫做调查研究的“新创作”。他说：刚来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几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怕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了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在这里写就有漏洞。康生善于玩弄这些把戏，从中找出漏洞，抓住后进行逼供。
四、利用特务。康生把它叫做“以毒攻毒”。康生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
五、“诱敌暴露”。在“审干”活动初期，康生特意指使部分人故意言过其实、谬误百出，甚至散布反党言论，以此诱使他人浮出水面。随后，他便会抓住这些人的把柄，对他们进行整治。
他们被戴上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在会议上享有主席台上的尊贵位置。这种做法导致许多人为了避免眼前的损失，不得不一个个地假意招供，从而引发了大量冤假错案的诞生。
总之，康生所采取的这一系列举措，导致了“审干”运动的混乱，使其偏离了正轨。究竟其动机何在，实乃令人深究不已。
1943年7月，蒋介石阴谋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审干”运动转为肃反运动，即“抢救失足者运动”。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出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他说：“从四月十号起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他将受审查的干部称为“失足者”。他说：“一个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靠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因此，我们号召来坦白的人赶快地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其开篇便直言不讳：“特务之众，原不足怪。”并强调：“特务问题具有全球性、普遍性，若对此认识不足，便无法制定出正确的策略。”该决定阐明，我党在整风期间将对干部进行审查，并计划对全体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审查。然而，不同于肃反的严厉手段，亦不采取将所有特务及可疑分子一律移交保卫机关处理的做法，而是采取由首长负责、自我动手、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的方针，以及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明确是非曲直，争取那些迷失方向的同志，培养干部，教育群众。文件还规定，在延安地区，由普通机关、反省机关、保卫机关三种机构共同开展“审干”工作。
十月之际，我自绥德归来，却发现延安地区的审查对象愈发增多。这些人主要被集中在两个区域：一是边区保安处，二是社会部所在地——枣园后沟。这两地关押的均是涉嫌重大案件的人员。此外，还有一些人被集中至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此处主要针对边区系统）以及西北公学进行学习和反省。西北公学名义上是社会部在枣园设立的一个培训班，实则是对中央直属系统和军委直属系统受审查的干部进行集中。这两地合计近千人。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人，他们虽有疑虑但问题并不严重，或者仅存些许嫌疑，通常被留在本单位接受“劝说”，以期其“坦白”。
任弼时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对事态发展进行深入研究，不时将我召见以了解最新情况。一旦他察觉到种种不当举措导致是非混淆，甚至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便会向毛主席汇报，如实反映情况，并坚决建议立即停止这些错误行为。毛主席高度重视任弼时的意见，并迅速纠正了这些错误做法。当时，许多人都了解实际情况，但大多敢怒而不敢言。然而，毛主席认为不能让群众感到失望。运动已陷入这般境地，要彻底纠正并非一日之功。尽管此后情况有所缓和，但事态并未完全得到扭转。
到1943年9月末，“抢救运动”已无法再搞下去了。“抢救”和被“抢救”的双方到了极度对立的程度，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了。康生又耍了一个花招，提出所谓“自救运动”。这是康生自己后来对我说的。他说：“在中直大礼堂，人们斗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柯曾是北平地下党的工作者，在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后，绝大部分党员被捕，恰好柯庆施去了绥远，没有被捕。根据这一事实就怀疑柯庆施是叛徒，要他坦白。）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僵局，十分对立，弄不下去了。我到会，提出了‘自救运动’的口号。我说，今天晚了，大家累了，你们还没有吃饭，也喝不上水，关于他的问题，我们有个办法，我们不抢救他，让他自救吧，大家同意不同意。从今天起‘抢救’告一个段落，以后要靠他们‘自己救自己’了。”所以从此刻起，就开始了“自救运动”。这样，给这项僵持不下的会议找了个出路。这次将柯的老婆逼得自杀了。从1943年10月起，“抢救”变成了“自救”。其实“自救”不过是“抢救”碰壁之后的一个转弯，形式上缓和了一些，其实，运动并未停止下来，问题也并没有解决。
在那时，党组织对所谓的“失足者”实施了宽容的政策。这意味着，只要特务分子能够真诚悔过，就有机会洗心革面，转变为自家人。他们不仅不会被当作特务对待，还能享受到优待。例如，那些原本被关押的人即刻获得释放，并得到丰厚的饮食待遇。张克勤这样的典型人物四处宣讲“坦白”故事，他身着大红花衣，骑着高头大马，坐在主席台上，显得格外荣耀。采取这种方式所带来的后果因承受着被囚禁的巨大痛苦，部分人无奈之下相互勾结，串供口供，伪造了诸多虚假的坦白，从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数人相互勾连，声称涉及一桩神秘特务案，各人自述其角色，我亦不知自己身处何位。其中一人率先进行“交代”。当材料落入审查人员手中，他们便召集其他几人进行对质。众人依次“交代”，其陈述内容大致吻合，审查人员信以为真，遂释放了这些人，并给予优待。然而，结果……愈发显得诡异莫测，越加显得虚假不实，直至最终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这类表面坦白的典型人物，除张克勤之外，尚包括万良才、段源、秦凌等人。
1943年岁末，我踏足关中之地，次年二月三月间重返延安。彼时，康生责令我们将犯人的供述递交党中央及毛主席。此外，他亦指示我们着手编纂一份关于边区系统“审干”、肃反工作的总结报告。这份报告由我与周兴共同起草，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详实记载了肃反运动的进程，并坦诚指出诸多失误。然而，康生将报告扣留多日，声称其不可用，最终并未被采纳。
“在过去的一年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成功揭露了众多潜藏的间谍与奸细，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防线，开辟了新的反奸战线，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还强调：“在党组织内部，我们肃清了托派和国特分子王实味等内奸；在政权体系内，我们揭露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等人物；在军队中，我们清除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中作乱者；在民众中，我们肃清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我们揭露了栾丁生等特务分子；在工厂系统中，我们揭露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名单中，除吴南山为戴笠派遣的特务，杨宏超属于军统（至于邓应贤、张志刚的情况，本人并不了解）外，其余人员大多属于冤假错案。
在本份报告中，康生将逼迫供词的失误归咎于他人，他言道：“某些同志，怀着‘特务如麻’的主观臆断，取代了群众性的正确判断，不知在怀疑某人有特务嫌疑时，应当保持谨慎。许多人或许有些疑点，却无法断定其为特务。若有人认为一旦有疑点，便必然是特务；既是特务，便在我区拥有庞大组织；有了组织，必有首领；有了首领，必有领导机构；有了领导机构，必然存在基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怀疑者，必欲逼迫其供出庞大的特务网络，强迫其揭露众多特务关系。必须坚信不疑，不容置疑，若是如此（确实存在此类情形），则无疑是错误的。若采纳这种主观臆测的方法，必将导致扩大化，引发逼迫供词的各种恶劣行径。”这一长段论述看似自嘲，实则隐含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仿佛康生在自我辩护，实则暴露了自己的问题。因为采用此类做法的人，正是康生本人。
康生的这份报告，虽强调了对逼供信错误的全面纠偏及甄别工作的必要性，但其主旨却是对成绩给予肯定，并对“极右”倾向表示抵制。在报告中，康生如此表述：“我们的反奸斗争尚未画上句号，目前只是从坦白运动过渡到了甄别阶段。在坦白运动期间，我们成功击溃了特务势力，巩固了自身地位，在思想上消除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风险，在组织上确保了队伍的纯洁性，并在反奸斗争中开辟了新的路径，取得了显著成果。若不开展这项工作，党将遭受重大损失。对此持有疑虑者，实则持有极右的错误观点。”依此观点，纠正逼供信和推进甄别工作似乎变得难以实施。
幸甚，毛泽东主席亲自担当重任，迅速采取措施，纠正了运动的航向。
（四）
绥德关中“特案”真相
抢救运动出现偏差，亦与当时阶级斗争的极端尖锐、复杂，以及敌对势力的破坏行为密切相关。
“绥德特务案”也是反特务斗争中的一个假典型。案子是1943年5、6月破获的。说绥德特务分子在国民党榆林总部指使下，在4、5月间决定了一个大阴谋计划，企图暗杀绥德分区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在绥德造成了一个大的混乱局面，以配合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案子破获后，逮捕了很多人，弄得人心惶惶。于是绥德有些人跑到延安来找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绥德人）和边区参议员安文钦（米脂人）。李鼎铭先生找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要求制止捕人。西北局和林伯渠向党中央反映。
1943年7月，我同布鲁、薛克明等四五个同志受组织委派去绥德。为了工作方便起见，我任绥德分区保安处处长。康生在我们出发之前，对我们说：“绥德非常乱，特务如麻。”我们到绥德后，经过初步了解，发现有些错捕、乱捕的现象。经过初步清查放了一些人。许多被捕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被逮捕。我们放人之前告诉他们要随叫随到，继续接受审查。另一些人总是比较复杂，继续扣留下来。经过两三个月的审查、整顿工作，形势渐渐稳定下来。
绥德原由国民党统治，1939年底反击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我们才将国民党派的专员赶走。 [5] 绥德有一些小偷、二流子、吸食鸦片犯，扰乱社会治安，危害群众。我们将这些刑事犯集中于二郎山，让他们劳动。那些吸食鸦片的人，烟瘾一上来，哭哭啼啼。但是经过两三个星期就戒掉了，吃得白白胖胖。等他们改邪归正后，释放时，都是连声感谢边区政府救了他们一条命。
随后，林伯渠向我透露：“李鼎铭先生曾言，你离去之后，此地再无乱捕滥押之事，局势稳定了许多。”然而，运动并未就此止步，只是并未再度大规模抓捕人员。党政领导机构及其所属机关和学校的“抢救运动”依旧在持续推进。自9月13日起，绥德举办了为期近一周的各界民众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大会。这次大会堪称“抢救运动”的典范，既是其高潮，也是其步入尾声的重要步骤。延安《解放日报》于1943年12月2日对此次大会进行了简要报道。报道中提到，大会上坦白最为彻底的白国玺，揭露了“六县特务头子”栾丁生的罪行，并在短短两天内“挽救”了二十二位同志。主席现场宣布，白国玺不再被视为特务，并称呼他为同志，允许他继续从事本职工作。
白国玺，身为绥德实验小学的教师，却不幸成为事件的导火索。每逢有人指控某某为“特务”，他便会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列举一连串的证据。栾丁生，绥德师范的一名语文教师，平日寡言少语，却因沉迷于鸦片而懒散至极。当白国玺听闻栾丁生遭受隔离审查时，他立刻揭发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指控，将栾丁生描绘成“六县特务头子”。此事波及绥德师范众多师生，整个师范仅有三百五十余人，却有一百六十二人被卷入其中，占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甚至还有十三四岁的孩童，亦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三青团”、“特务”。
在大会上坦白的王毓琪，原是国民党绥德县县长，一个花花公子，只知吃喝玩乐。只因担任过县长，说他是特务，他只好承认。另一个坦白的是朱紫贵，是绥德一个书店的经理。这个书店是1937年办起来的，当时为了表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书店起名为“抗敌”，经常售一些进步书籍。1939年以前绥德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于是说他把书店起名为“抗敌”，是因为国民党把共产党看成“敌人”，“抗敌”就是反对共产党。现在绥德成了边区的一部分，你的书店仍叫“抗敌”，不是对抗共产党，又是抗什么？！这样把他打成“特务”。
来自河北的李化南，年近五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医生，他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鉴于边区医疗资源匮乏，药品供应紧张，即便如此，他诊所里却存放着一桶桶的药品。这些药品是他设法从北平、天津等敌占区搜集而来的。尽管因能从敌占区获取药品而遭受“汉奸”、“通敌”的指责，他仍勇敢地上台坦白。
马炽菴曾被指控为“特务”和“汉奸”，原因在于他“拒不交代”。身为地主兼商人的他，虽年过六十，文化程度有限，却享有一定的声誉，身为边区参议会的议员。他之所以被怀疑为“特务”，是因为绥德曾是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管辖地。1939年，三五九旅进驻绥德后，何绍南制造摩擦，直到1940年才被驱逐。马炽菴曾与何绍南部有所交往，何部离境后，他亦未再公开经商。然而，他依旧与部分商人合作，在太原、天津等敌占区从事贸易。由于有些商人不敢前往，马炽菴便为他们出谋划策，并利用其议员身份为他们提供便利。因此，他被指控为“通敌”，并被视为“特务”和“汉奸”。马炽菴本性不佳，被视为投机分子、守财奴、吝啬鬼。他放债广泛，却秘不示人，也不让子孙享受。我们将其逮捕后，他的儿子和孙子纷纷前来告发。他心生恐惧，遂选择自杀。面对这一情况，我们感到处理起来较为棘手，试图与他的家人联系，但他们均对他怀恨在心，甚至不愿收尸。
康生对这个案件颇感赞赏，不仅将绥德的“经验”在延安广泛传播，还通过新华社的广播将其推广至各个抗日根据地。然而，到了1945年，“绥德特务案”亦得到了甄别与平反。
1962年秋季，我遭遇了逮捕，而1970年和1971年间，我的生活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动荡。康生审问绥德案情。审问人说：在延安整风和肃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绝大多数人并无过错。“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这些人的审查发现，他们中的多数确实存在问题。在整风过程中，你究竟庇护了多少反革命分子？现在，请坦诚地交代清楚。随后，他们再次提出，即便是在延安放走的人不计在内，绥德的失职也需你承担全部责任。更甚者，他们诬称马炽菴为“特务”，并指责他的自杀导致“特务”线索的断裂。他们反复逼迫我，多达七八次。这真是任意妄为，言语荒谬至极。
1943年底，据来自西安的情报显示，当地特务组织向西安方面汇报称，他们在关中地区的发展工作进展顺利，成员数量众多。甚至，地委书记的名字也出现在了特务名单之中，军区司令员的妻子及妻弟等也未能幸免，均被列入此名单。在我抵达关中马栏展开案情调查之际，中央转交的文件中仍记载着一位已调离的地委书记向特务泄露情报的事实，这无疑加深了我的疑虑。经过数月的深入调查，我了解到西安情报的源头竟源自边区境外织田镇的一个特务窝点，该据点由国民党特务专员杨宏超操控。因此，为了彻底查清真相，我必须想方设法将杨宏超捉拿归案。
我们下定决心，要将这颗棘手的钉子拔除。为此，我们组建了一支队伍，由王天民队长亲自率领，趁着夜幕的掩护，穿越封锁线，勇猛直扑织田镇，成功将杨宏超带回边区。在情报员的协助和指引下，我们顺利地穿越了国民党封锁线上的炮楼。
当夜幕低垂至子时，杨宏超终于踏入了家门。我们的内线提前将预备好的肉块抛给了杨家的犬类，以避免其吠叫，随后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门。战士们迅速而无声地涌入，迅速封住了杨宏超及其妻子的口。他们嘱托杨的妻子照看好孩子，随即成功擒获了杨宏超。织田镇与边区相距不过十几里，我则在县署内静候佳音。不出两个多小时，小分队便凯旋而归。战士们将杨宏超双手拷上手铐，押送至马栏镇。
我先行返回马栏，与地委书记张德生商议并敲定了审讯的具体方案。
杨宏超年逾三十，体格健硕。战士引领他进入屋内，我指示警卫员将手铐和脚镣扔到他面前，随后严肃地质问：“你打算如何选择，是坦白交代，还是继续抵抗？”
他一知半解，不久便坦白从宽。他的籍贯位于边区，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为了换取赏金和金钱，他伪造情报，声称用多少银两收买了哪些级别的官员。被收买的官员地位越高，国民党所提供的赏金也就越丰厚。他在织田镇大肆编造谎言，连西安的特务机关也信以为真，并对其高度重视。
杨宏超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西安，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随即派遣一名师长前往织田镇进行调查。西安方面将此情况紧急上报至重庆，电文中痛惜地提到特务专员杨宏超遭共产党拘捕。此电报亦被我们情报部门转送至延安，康生特意拿给我看，然而他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
杨宏超被捕后，关中地区的诸多难题得以逐一破解。在1944年的一月与二月期间，我重返延安，任弼时、西北局以及中组部均对我所负责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满意。
（五）
康生那时怕两人。
“抢救运动”中的失误主要是由康生主导造成的。康生对特务问题的主观判断和当时的一些重要斗争，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同。张克勤提供的虚假口供曾由中央审阅，毛泽东亦亲自审阅。王实味案件亦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党内存在一些反革命间谍和托派分子，他们打着党员的旗号开展活动，吴奚如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文化人士，曾是高级学习组成员，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抓获后释放，后又在此地制造混乱。近期，王实味也被揭露出来。其被发现的原因是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讲话，五人组成了反党集团，成员包括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现已证实有两位反革命分子，分别是吴奚如和王实味。在延安，他们利用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党内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反革命活动，是否还有第三位吴奚如或第四位王实味，这需要进一步审查。
然而，真正纠正逼供信错误并开展甄别工作的，正是党中央和毛主席。
自1943年7月1日起，毛主席致信康生，明确指出：“在反奸斗争中，存在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一条是正确的路线，即‘首长负责制，亲自参与，领导骨干与广大民众紧密协作，普遍号召与个别指导相辅相成，深入调查研究，明辨是非，挽救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另一条则是错误的路线，表现为‘逼供信’。我们必须坚决执行正确路线，坚决抵制错误路线。”然而，康生并未遵循正确路线，仍旧坚持其“逼供信”的做法。
1944年四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约见李克农、周兴及我进行了一番深入交谈。
毛泽东主席见到我们时问道：“你们提供的口供，我尚未全部审阅，你们那里是否还有类似口供？”
我们说：“还有三四十份。”
毛泽东同志再问道：“各位认为这些口供的可靠性怎样？”
我们通常会说：“整体上无误，但个别语句或细节处或许存在些许误差。”
行经城内保安所至枣园的途中，我与周兴尚在讨论应汇报哪些内容，遗憾的是未携相关材料。及至会面，竟未料到毛主席会提出如此问题，令我顿时语塞，如同猛虎面对苍穹，无从下口。
毛主席洞察我们一时难以转变观念，便从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谈起，以此开导我们。他言道：江西肃反经验教训沉痛。
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心中迷茫。然而，李克农和周兴两位经验丰富的长者，却默默倾听，不时点头，似乎在细心领会。
毛主席见我疑惑，便举了例子。在反AB团的行动中，每一名被囚禁的犯人都有了自己供词的记录。夜深人静，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是悄无声息地溜至审讯犯人的地方。我运用舌尖轻轻将窗户的纸面舔破一个小孔，窥视里面的情形。只见审讯人员设置了一根木桩，其高度略高于人身，顶部被削得尖利无比。他们将犯人的手指用麻绳紧紧捆绑，然后将手指置于木桩之上，使得木桩的尖端从紧绷的手指间穿出，这种刑具被称为“打雷公”。犯人忍受着剧痛，不得不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AB团，是反革命分子。一旦手被解开，他们便立刻否认自己的供词。这样的情况反复上演（审讯人员正施行着逼供信的手段）。我才真正明白了AB团是如何产生的。
毛主席发言结束后，他询问我们：“你们中有人尝试过这样做吗？”
我回应道：“不，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审理案件时，常常无法挖掘出其中的问题。”
“审问犯人者是谁？”毛主席问。
负责人：叶运高科长 [7] 他有办法，一审必能查明。我答道。
毛泽东同志接连追问：“是否有过如此审讯犯人的情况？”
周兴说：“这位审讯科长乃江西人士。他在江西时便熟练运用这套手法。他所提供的口供，虽不明其审讯细节。”
毛主席说：“所提供的六份口供中，我仅审阅了一份。对于第二份，我已无力继续阅读。今后，请勿再将此类材料送至我处。”
这句话给予我沉重的打击，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
毛主席顿了顿，续道：“为何不愿细读？在我看来，这些资料更像是为了撰写文章而准备，而非真实的口供，其中某些表述显得不够真诚。你们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李克农与周兴均缄默不语。我未曾深思过此问题。在我苏联的逗留期间，我所目睹的皆是罪犯们为自己进行辩护，从未有人主动承认自己是特务或叛徒。因而说：“他声称自己是特务，但这岂不是自我诽谤？我实在是前所未见。”
毛主席仍说：“总的来说，我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写文章或小说与口供的风格大相径庭。您阅读后，有何感想？”那话显然是对我而发的，我并未回应。他察觉我的思绪依旧固执，便再追问：“这些供词，每一句、每个字都完全属实？没有丝毫谎言，一字一句都无误？”
我回应道：“偶尔一两句有所出入，自是难免，然而这并不影响大局。”
主席在听闻我的陈述后，细致地阐述道：“假设一句是谎言，那么十句是否也会是？十句若是谎言，那么一整段又会如何？若整段都是谎言，那整篇文章岂不也是？我撰写的那篇文章，篇幅不足千字，挂在墙上每日稍作修改，短短一个月便面目全非。这还是出自自己之手，与自己较量。他们所写的，难道就全然无误？撰写口供并非撰写小说，绝不能虚构。你们回去告诉那些犯人，若是发现一字为假，便更正一字；若一句话有误，便更正一句话；若一段话不实，便更正一段话；若整篇都是谎言，那就彻底推翻。将他们的口供交还给他们，让他们自行修改，务必确保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真实无误。”
毛主席一番话，我顿悟。
毛主席最后说：我们必须辨别的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而非假扮的反革命；我们寻求的是确凿的证据，而非虚假的信息。务必查明口供的来源，严格禁止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
周兴忙说：“据传，审讯科长曾在江西有过暴力行为，至于他是否在此地亦有过类似行径，尚不得而知。”
毛主席嘱托我们返回故里，实地考察一番，随后语气坚定地重申道：“确保犯人坦诚相待，绝对不容许任何虚假陈述。在保卫工作中，我们必须秉持‘不轻易判处死刑，尽量减少逮捕人数’的原则。各位务必严格审查，确保不冤枉任何一个无辜者。”
毛主席自上午九时起便与我们畅谈至中午十二时，并热情地邀请我们共进午餐。归途中，我与周兴边行边谈，交流着彼此的见解。原定于那晚执行的死刑，涉及三人，我提议，我们亟需对这一决定作出调整。
遵循毛主席的谈话精神，我返回后立即与一位年长的囚犯进行了交流。我询问他：“你所供述的材料是否为本人所写，其内容是否真实？”
话音刚落，他哭了起来。
我悟出有假，再问：“为何写假供词，有何目的？”
他说：“吃好饭，戴红花。”
“我为何需要它？这全都是虚假的！”
自1944年4月起，便着手对各类案件展开了甄别工作。在甄别过程中，同步进行平反。这项工作历时较长，但大部分案件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已完成甄别与平反。有的拖至解放初。极少数人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们的冤屈才得以昭雪。然而，那些曾经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已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者。政治领域对干部的审查必须严谨细致，绝不能采取强制、逼供或误导的手段。这不仅关乎干部个人的命运，更关乎党的事业能否繁荣昌盛。
在“抢救运动”中的失误，毛主席在七大召开之前，便已向那些遭受错误对待的同志致以诚挚的歉意。毛主席莅临延安南门外，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此处曾是西北局及边区系统审查专员与县长们齐聚一堂，共同学习的场所。）坦诚地承认“抢救运动”存在偏差，他诚恳地说：“我向各位致以诚挚的歉意。”随后，他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毛主席曾言：“一人失意，满堂皆不欢。”后来得知，毛主席在别的场合也曾作出过类似的赔礼道歉。此举令干部和群众深受感动，众多曾遭受冤屈的人们也纷纷卸下了心中的重担，心情随之变得轻松愉悦。
自枣园返回至延安城内的保安处，周兴随即拨通了电话，向康生进行了详尽的汇报。
他意图趁机对几位高级干部进行整治，其中包括叶剑英，声称其夫人存在特殊嫌疑。康生则在暗中搜集资料，将一些生活小事无限放大，将其定性为政治问题。这事宜隐秘行事，他未敢如实向毛主席禀报。我曾劝诫他勿轻信传闻，他却勃然变色，指责我泄露了消息。
毛主席深信叶剑英的非凡才干，屡次以“吕端大事不糊涂”来形容他。毛主席偶尔还会让我代为拨通叶剑英的电话，提醒他应当留意的诸多事宜。叶剑英对毛主席怀有极高的敬意，在执行每一项任务时，都做到一丝不苟，绝不打任何折扣。
康生的行为与毛泽东思想相悖。在康生的领导下开展肃反运动，他只求获取口供，不论其真伪，一旦得到口供，又最担忧其被推翻。康生从未承认过自己的过失，也未进行过自我批评。反而，他企图借助“文化大革命”的风潮，试图翻案，清除自身的污点。这位无可救药的堕落分子，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康生对于“抢救运动”的错误，承担着无法推卸的主要责任。
康生的过失并非偶然，他惯于玩弄两面手法，暗中挑拨同志间的和谐关系。李克农在病休期间，向我透露，李的身体状况不佳，建议我做好接替他担任副部长职位的准备。然而，他对李克农则表示，师哲此人野心勃勃，意图将你排挤出局。这些话语使得我和李克农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尴尬。
刘少奇与王前夫妇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康生趁机散播王前举止不当，不堪与刘少奇相配的言论。此事最终导致了刘少奇与王前的分手。
康生不喜欢我，觉得我不听话。
某日，他命我拘捕一人，我回应道：“非证据不立，仅凭传闻，实难服众。”
他随即回应道：“若你坚信他无可挑剔，那便请签署你的名字。”
由于我对具体情况不甚了解，自然无法贸然签字。他正是利用这种手段“施压”，迫使你不得不遵从他的意愿。然而，鉴于我在弼时处的工作关系，他对我的态度还算客气。
当时我很奇怪，“在我就读于上海大学期间，任弼时曾是我的导师。”回顾过往，或许更核心的缘由在于任弼时身上所散发的那股浩然正气，使得康生既不敢有所冒犯，更不敢轻易得罪。一位是任弼时，另一位则是毛主席。然而，他仅在任弼时和毛主席面前，不敢轻举妄动，暗中挑拨离间。
在整风运动期间，任弼时曾两次向毛主席建言献策，这对甄别工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时光荏苒，转眼间数十年已逝。令人欣慰的是，1982年2月，中央组织部对潘芳、宗铮、陈传钢、王汝琪等四位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问题作出了平反决定。1986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组的同事们经过查阅大量档案、调查众多当事人，于同年8月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对王实味的注释中指出：“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和特务的说法，经查证，并无根据。”这一平反对王实味案的实际解决起到了关键作用。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公安部终于在1991年2月7日发布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复查的决定》，历史终于得以还原其本来面目。
（六）
清算王明路线错误
1943年十月，我党高级干部开启了重温党的历史与路线的学习之旅，整风运动由此前的全面整风阶段，逐步过渡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深入学习党的历史与路线问题的新阶段。
整风运动的宗旨在于让共产党的队伍更为整齐划一，步调协调一致。兵精强，装备优良。如此一来，任何强大的敌人都将被我们击溃。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实为统一全党，尤其是党内高级干部的思想，显著提升全体成员的政治素养。此举在思想上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审查干部的过程中，集中代表七大成员的中央党校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对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无疑是一项复杂且颇具挑战性的任务。
在1944年七月与八月之交，任弼时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状况，并指出：若否认所谓存在问题的代表资格，而需各区域重新推举代表，则新选出的代表抵达延安，最远的地区代表在途中将耗费一年半的光阴。此举将导致七大会议的推迟，至于何时能够召开，实难预料。若此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七大会议便无法如期召开。他恳请中央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与讨论。
毛主席果断地表示：“即刻召开会议，所有代表务必全部出席，不再进行审查。”
任弼时的汇报与毛主席的决策，共同推动了审干甄别工作的进展。因此，包括刘子久、黎玉在内的原选代表均悉数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随后，中央委员会草拟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筹划大会议程的过程中，原计划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交大会进行讨论。然而，出于审慎考虑，最终决定在七大召开前夕，即1945年4月20日的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一决议。
1945年4月21日，七大预备会议如期举行，任弼时同志在会上就七大筹备工作进行了详细汇报。他指出，七大本应提前召开，却因战事频仍、交通受阻，以致延期至今。尽管这存在一定的不足，却也蕴藏着积极的一面：（1）在筹备过程中，我们不仅锻炼了自身力量，更实现了其发展壮大。回顾1937年12月的会议，当时党员总数仅五六万，军队规模不超过十万，根据地仅限于陕甘宁、晋察冀一带。而今，党员人数已突破一百二十万，军队人数近百万，根据地人口近亿。在此背景下召开七大，其意义尤为深远。（2）党的思想建设更加成熟、统一。通过整风运动、路线学习、干部审查等一系列举措，党内思想实现了高度统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范围显著缩小，党的组织也变得更加纯洁。此外，我们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我肩负代表与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参与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确保此次大会的圆满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均选择驻会办公。唯独我和陈刚因职责所在，无法离岗，故而每日往返于枣园与杨家岭之间，参与会议。这段奔波之路，无疑让我们的工作节奏更加紧凑。
4月23日，杨家岭大礼堂洋溢着庄重与热烈的气氛，迎来了七大会议的盛大开幕。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重要政治讲话，朱德将军则就《论解放区战场》进行了深刻的军事分析，刘少奇同志就修改党章事宜进行了详尽的报告。周恩来、陈毅、高岗、张闻天、博古、康生、陈云、彭真等领导同志亦结合各自职责，发表了富有针对性的专题演讲。特别是博古同志，针对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萌芽、发展、破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自我批评与反省。此次大会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清算。
探究王明错误的核心究竟何在？记得1945年6月的一个清晨，我陪同毛主席从枣园出发，前往杨家岭出席七大会议。沿着延河畔边行边聊，我们讨论了会议的种种议题，随后深入探讨了王明错误的根本。在交流中，我们触及了他的一些错误特征，但这些讨论并未超出我对相关文件中提及的几个关键点。
主席从我的言辞中洞察了深意，精准地把握了我思想中晦暗不明之处，随即以一句简洁的话语洞开了心扉。他言道：王明问题的关键所在，实则在于他对自身事务（即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过于不足，而对他人之事却过分忧虑。
听闻此言，顿觉豁然开朗，心中茅塞顿开。此话确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
若想获得兄弟党的支持，我们首先应当助力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和壮大，而非一味地要求兄弟党做出单方面的牺牲。放弃自身利益去援助他人，实则并非真正的帮助。因为这样做既未能真正帮助到朋友，反而可能削弱了自己。
毛主席的论述既通俗易懂，又发人深省，给予我极大的启迪，促使我陷入深刻的思考。主席的言论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与我在苏联所学所受的形而上学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探讨问题的立场各异，这正是毛主席与王明之间的根本差异。王明对共产国际持有一种盲从、教条主义以及生搬硬套的态度，不加甄别地全盘接受共产国际的每一项指令，他仿佛是前往斯大林那里领取钦命、接受圣旨，生硬地将这些命令套用到中国的现实问题上。若说斯大林对中国诸多问题尚且理解不清，那不如说王明从未真正介绍或阐释透彻；他甚至对斯大林的指示不进行任何分析，便直接照搬照抄，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执行。然而，毛主席的做法与此截然不同，对于斯大林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毛主席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待其成熟后才作出回应。毛主席致力于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用现代的表述，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唯有毛主席，才能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对于曾经犯有路线错误的同志，我们不应一概而论。依据党的历史教训，对那些过去犯错的同志，我们应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他们能够承认错误并坚定地改正，大会依然可以考虑他们的当选。
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大会最终选举李立三、王明担任中央委员之职。
论及中央委员的代表性，毛主席曾言，鉴于中国革命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至抗日战争期间，众多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遍布各地，形成了众多军队和势力范围。欲消融这些势力范围，首要之务便是正视其存在。若使七大选出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尽可能完备，必须在组织构成中充分体现各方力量。毛主席进一步指出，无人能通晓所有领域的知识。即便个人对某一领域或数领域有所了解，将这样的人聚集一堂，便能形成一个对多领域均有深刻认识的中央委员会。
在上述思想的引领下，大会得以顺利地推选出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
6月11日，盛会画上圆满句号。在闭幕会上，毛主席发表讲话：“本次大会不仅是一次胜利的盛会，更是一次团结的盛会。”“众多同志勇于进行自我批评，以团结为最终目标，通过自我批评，实现了团结。这次大会堪称团结的典范，自我批评的楷模，党内民主的表率。” [9]
事实业已证明，经过整风运动的洗礼，全党思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因此，在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委员会的坚强领导下，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仅用了三年半的时间便战胜了蒋介石，赢得了全国性的胜利。
整风运动与七大的历史贡献，既伟大又丰硕，其成就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