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斗争，本质上是一场宏大的阶级较量。因此，它被冠以“决战”之名，用以凸显其在我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1949年12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他针对土地改革以及财经问题发表了深入浅出的讲话。毛泽东指出，土地改革是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军事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必须进行的第二场至关重要的战略决战。（详见《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一卷第55页，以下简称《年谱》）
千年中国最重大改革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毛泽东深刻洞察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认为农民问题至关重要，其中土地问题更是农民问题的核心所在。他坚信，要动员亿万农民投身革命事业，就必须全面推行土地改革。
因此，在崭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在解放区的辽阔农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至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覆盖1.25亿人口的广大老解放区成功完成了土地改革，使得占全国农业人口三分之一之多的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然而，在全国范围内，仍有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即数亿之众的农民，依旧深受封建土地制度的桎梏。
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全国性的土地会议，并在此次会议上正式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一项极为关键的使命，那就是推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直接关系到新中国的政权能否稳固。若土地改革失败，刚刚崭露头角的新中国将失去亿万农民的坚定支持，工农联盟的风险将增大，人民政权的稳固也将受到严重威胁。正因为这项改革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亲自担任这场土地改革的领导者。
1949年11月29日至30日，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的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以及政务院的政务委员均参与了此次会议。会上，他明确提出了展望：“经过三至五年的恢复期，再经过十年至八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将在克服三大难关后，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首要的难关是战争，其次是土地改革，而实现社会主义则是第三重挑战，届时我们将顺利跨越。”（详见《年谱》第53页）
毛泽东始终紧锣密鼓地关注着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进程，他反复重申，务必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精心运用策略，以及不折不扣地执行各项改革措施。例如：
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就征询对富农政策之意见，致信邓子恢，并抄送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等同志。他在信中着重指出：“当前的土地改革规模空前，‘左’倾偏差的风险极大。若我们仅对地主采取行动，而忽略对富农的触及，则有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的利益，同时也能有效防止乱打乱杀的现象。反之，若不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此类情况的发生将变得尤为艰难。”（《年谱》第102页）
朱、毛、刘、周、陈。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说，着重指出，推进土地改革是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改善、启动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关键所在。他明确指出，必须在三年的时间跨度内，有序、有计划地推进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详细信息可查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250至256页。）
土地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剥夺地主阶层的土地，并将其合理分配给那些缺少或无地的农民。这一举措，使得地主阶级在社会结构中逐渐消融，封建时代下的土地剥削体系亦随之转化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此次改革，无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伟、变革最深刻的重大事件。
他回顾了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深刻地总结道：“在未来的土地改革进程中，我们必须坚决遏制混乱现象的蔓延，绝不容许偏差与混乱发生后长期得不到纠正。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人民政府颁布的法令，以及所确立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地推进改革。鉴于我们即将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改革，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契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此，他明确强调：“为确保土地改革的顺畅推进，必须及时对恶霸、特务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和惩处，同时，针对地主阶级中的反抗和破坏势力予以严厉打击，并对农民对这些分子的控告进行妥善处理。为此，有必要设立人民法庭，以承担起这一重大职责。”（详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289页至第306页。）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同志亲自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正式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八次会议中，正式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6月30日，《人民法庭组织通则》正式公布；7月5日，《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亦告发布；8月4日，《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得以通过。此外，1950年11月6日，《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亦出台，紧随其后的是11月21日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进入1951年，4月21日，《关于适当处理林权、明确管理保护责任的指示》亦问世。
凭借一系列配套法规与文件的制定与公布，土地改革确立了明确的原则和政策措施。基于此，改革工作能够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序地分阶段、分批次地稳步推进。
由于采纳了适宜的方针政策，新中国建立后的土地改革得以顺利进行。截至1952年底，全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工作已基本告捷。到了1957年底，除了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外，其他牧区、渔区和林区也大致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至1959年，西藏废除了农奴制度，实现了民主改革。全国大陆成功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彻底铲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并将曾经的剥削者转变为自力更生的劳动者。
土改意义重大。
全国大陆地区土地改革的成功实施，使得我国古老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首先，历经世代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中国农民与无数有志之士孜孜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终于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得以圆满实现；其次，农村基层的人民政权得以建立并得到巩固；再者，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第四，农民的生活质量实现了显著提升；第五，农村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亦迎来了长足的发展。总体而言，这一“中国数千年来最为宏大和彻底的改革”，为中国迈向现代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在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时刻，我们亟需迅速着手恢复并加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此抵御外界的帝国主义挑衅，保障我国能够稳健地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并最终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37页）
工业化浪潮席卷那些昔日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其工业经济的比重逐渐攀升，直至最终超越农业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一个国家工业经济的极度繁荣，成为其迈入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土地改革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还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为工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充足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资源。农民摆脱了地租的枷锁，农业的剩余价值由国家与农民共同分享，这为国家积累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为我国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而加速了我国工业化的步伐。
在湖南岳阳县策口乡，那是一幅记录土地改革时期农民焚毁旧地契的历史画面。土地改革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制度的根基，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增长，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切，都为新中国稳步走向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
此次土地改革的亮相虽以经济变革的姿态为主，但其背后却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意蕴。考虑到我国九成人口均为农民，他们在政治舞台上长期缺席，我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显得颇为崎岖。因此，为了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必须首先完成农村土地改革；同时，农村土地改革的完成也将为我国政治现代化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正因土地改革的顺利实施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我国政治现代化的步伐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
第一，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制度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土地改革在进行分田地，打破农村宗族势力统治的同时，建立农村基层政权，改变过去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政治结构。这种上下相通，城乡联系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能直接下达到乡村，提高了新中国的政治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广大农村保持长期稳定，对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对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而高效严密的农村基层组织是保证这一庞大行政系统有效运行的关键。每个乡村还建立了民兵组织，成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卫翻身果实的重要力量。农村的稳定发展为工业化免去了后顾之忧。
继而，土地改革运动亦唤醒了农民的民主觉悟与政治参与意愿。随着土改的推进，传统乡村的权力结构因身份的重新划分而崩溃，加之农民与党政干部的首次频繁互动，他们在体验自身地位逐步上升之际，民主意识亦逐渐萌生。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对其高度重视，亲自搭建了代表农民意愿的权威机构，使农民品尝到了当家作主的甘甜，进而强化了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诉求。土地改革不仅使农民在经济上获得解放，更在政治上实现了逆袭，通过实际参与不断培育其民主观念和政治热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我国宪法学界的著名专家许崇德，曾亲身见证并全面参与了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农民直接参与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投票的整个过程。
1953年夏，我国正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恰逢毕业留校的许崇德，肩负使命被派遣至山东泰安，投身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农村开展的首次基层普选试点工作中。他同工作组同事们紧密协作，助力当地乡政府，亲身参与了选民登记到首次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崇德在潜心研读选举法及有关中央文件的同时，亲自操练操作，对选举制度各环节进行了详尽的实践探索。
◆许崇德
“这正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普选。”
第三，此次土地改革在农村催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彻底重塑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在旧的社会体系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维系着一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土地充当了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然而，随着土改的推行，这种封建性的依附纽带被彻底摧毁，农民首次尝到了身份自由与人格平等的滋味。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并在这一基础上构筑了崭新的人际关系。这一变革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村的封建思想观念。同时，土改也终结了宗族势力的统治，削弱了人们的宗族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宽广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在集体主义和国家至上的理念激励下，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不仅广泛动员农民参与运动，还注重有序的领导，培养了一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并组织城市知识分子参与土改。这些举措无形中促进了城乡交流，党内外知识分子频繁穿梭于农村与城市之间，为农村带来了文明的生活方式与先进的科技知识。各地农村纷纷开展文化扫盲运动，……爱国卫生运动随着新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劳动的尊严与荣耀逐渐在社会中盛行。与此同时，翻身农民的后代纷纷踏入校园，追求知识。这些变革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兴盛与农村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杜润生（左一）。
2015年10月，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先生与世长辞。步入晚年的他，曾满怀感慨地回忆起当年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土地改革的重要指示的情景。
“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极大地深化了我国土地改革的政治意义。在全国的农村地区，曾经盘踞的豪绅地主统治被彻底推翻，民主政权应运而生，中央政府的政策指令得以无障碍地贯彻执行，从而为经济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石。然而，在评价我国土地改革时，一些国外学者却认为农民获得的土地有限，意义不大，他们似乎未能充分认识到，通过土地改革对基层政权所进行的民主化改造，对于国家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知识界受惊。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始终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各个领域事业中的关键地位。毛泽东曾鲜明指出：“若国家、党和军队的工作缺乏知识分子，便难以实现有效的治理。”（《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33页）基于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便被誉为众多知识分子向往的“圣地”与“灯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留在了大陆，其中便包括了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选出的81位院士中的60位。
首要之务，便是引导他们通过组织学习，深刻领悟党的理论以及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紧接着，我们激励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不断增进自我认识；最终，我们安排他们投身于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三者之中，尤以社会实践活动所带来的教育成效最为显著。回忆往昔，那些投身农村，亲身参与土地改革实践的知识分子们，无不深受触动，感悟颇深。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土地改革的举动给予了极高的赞誉。1951年3月，他明确表态，热烈欢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投身于土地改革的事业之中。他强调：“只要他们愿意投身于这一伟大事业，我们就应当敞开怀抱，热烈欢迎，无需对他们存有疑虑，更无需设防，因为他们并非反动势力。无论是他们的优点还是不足，都让他们亲身经历，畅所欲言，表达各自的观点，这对我们来说，只有裨益，绝无损害。”（《年谱》第320页）
◆冯友兰
首先，封建土地所有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物质形态，若不予以根本性的摧毁，中国社会将难以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其次，他渴望通过亲身体验，积累革命实战经验，以充实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最后，他希冀通过对抗地主的客观斗争以及克服自身潜在地主阶级情感的主观斗争，加快自我成长的脚步。冯友兰深入农村后，发现农民群体中普遍存在落后的思想观念，由此深感肩负起教育和引导农民的重任。
冯友兰在其作品《土改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一书中明确指出：
在那段投身于土地改革工作的半个多月间，我渐渐领悟了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并学会了运用实践群众路线的方法。原来，土地改革的主体工作，主要是由农民自发推动的。我们的工作团队扮演的角色，就是引导他们、提升他们的阶级意识。用工作组的话语来表达，就是“建设队伍，监督队伍。”一旦队伍组建完成，并拥有积极分子作为中坚力量，各项工作便能由他们自主推进。而我们工作组只需坚定地把握政策方向，在队伍士气低落时，便要设法激发他们的斗志。若有时过于激进，我们也需适时调整策略，使之回归正确的轨道。这就像船上的舵手，只需掌握航向，而船的航行，则需要依靠广大群众的齐心协力。
1950年5月至8月，应毛泽东之邀，享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美誉的梁漱溟，加入了由章乃器担任团长的土地改革考察团，前往四川开展实地调研。梁漱溟一直对农民问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毛泽东期望梁漱溟在考察结束后，能分享他对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刻见解，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改革进程中仍存在的不足。
◆梁漱溟
“不过两年，四川便实现了如此稳定的局面，这实属不易，其变化之速，超出了我的预期。昔日，我在四川度过了漫长的岁月，那里的景象可谓是纷乱复杂、一片混乱。”
◆陈垣
“自西南归来，步入北京，京津地区的高等学府中，教师们已投身于学习运动的热潮。我不仅要积极投身于自我革新，更需依靠广大群众的智慧与力量，以期实现思想上的根本蜕变。”
王淦昌，一位荣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卓越人物。在1996年，他向传记作家详细讲述了参与土地改革的经历，这一切都得益于他当年所留下的详尽日记。他感慨地说：“岁月更迭，我屡次回望那段往事，深感其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我生于农村，幼年亦在乡野度过了许多岁月，但对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却浑然不知。因此，参与土地改革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更是一堂深刻的教育。尤为关键的是，它使我领悟到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在短时间内成功组织农民，赢得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
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土地改革，与历史上农民起义所提倡的“均田制”有着根本的区别。“均田制”虽然旨在实现土地的均等分配，却未能触及到土地私有制的根基，因此仍受限于封建社会制度的桎梏。而我党所推动的土地改革，通过推进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土地的公有化，确立了集体所有制，使我国的社会制度得以彻底摆脱封建的束缚。唯有立足于这一基础，我国才能踏上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道路。否则，我国将难以挣脱封建制度的枷锁，只能在其中辗转徘徊。
在最新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中，针对土地改革这一章节，提出了一个“探究问题”：毛泽东曾指出，土地改革“是我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军事斗争之后的又一重大决战”。请各位同学对此观点进行深入阐述。
若无此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役之胜，今日之中国便难以想象。这一点，理应成为每一位受过中学教育的同胞心中铭记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