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开国中将，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后顾问、中顾委委员等职。庐山会议后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下放陕西劳动，1979年平反。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万毅
● 苏联突然停止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宋任穷执意要我同去庐山汇报
● 在小组会上发言，表态基本同意彭总的信，肯定彭总“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
● 毛主席7月23日讲话后，风云突破，很快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 在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刚一说话就被主持人打断，“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
● 在军委扩大会上，和邓华、洪学智、钟伟一起被揭发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不得不离开军队
1959年盛夏七月，庐山之巅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际，我尚未置身其中。彼时，我蛰居北京，全权负责国防科委的日常运作。我身兼数职，既为国防科委的副主任，又担任总参装备计划部的主管。
那是七月中旬的一个日子，宋任穷同志莅临国防科委，专程前来拜访我。彼时，他身为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肩负着重要职责。
他透露，苏联以与美、英等国家就部分核武器试验禁令进行谈判为由，突然中断了对我国核工业图纸资料的供应，此举使得我国原有的工作安排遭受了严重干扰。宋任穷同志因此感到十分焦虑。
我深知此事意义重大，因此建议他即刻前往庐山，亲自向与会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等领导同志进行详细汇报。
鉴于国防科委肩负着日常战备值班等多项重任，我本无意前往庐山。然而，宋任穷同志坚持要我与他会合，无奈之下，我便与他一同乘坐飞机抵达九江，继而换乘汽车攀登庐山。
宋任穷
7月15日，我们抵达庐山。首先，我们向聂帅进行了详细汇报，随后，聂帅亦陪同我们一同拜访了彭总。
鉴于7月14日彭总才向毛主席提交了一封随后引发广泛讨论的信件，因此在我们结束工作会谈后，他顺理成章地谈起了写信给主席的经过，并分享了“大跃进”期间所遭遇的一些难题。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口号，难道不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观念吗？”
正因为此事，我不得不在庐山会议上进行自我检讨，而我的检讨文字亦被收录进会议的正式文件之中。
7月16日，毛主席在彭总的信件上添附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并作出批示：“请各同志参阅。”
会议决议将讨论时间予以延长，此前未与会者，如林彪、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等，亦悉数被邀至庐山与会。宋任穷同志及我亦被留待继续参与会议。
原先按大区划分的六组，组长职位保持不变，而组员则进行了地区间的交错调配。
宋任穷同志被分配至第一组，并担任副组长一职；而我则归属第六组，该组的组长由欧阳钦同志担任，副组长则由江渭清同志与张国华同志共同担任。
庐山会议初期，即我们未曾参与的七月上旬会议，各小组围绕学习、形势与任务等十余个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据悉，会议氛围颇为轻松，因而被坊间戏称为“神仙会”。
毛泽东在庐山
毛主席的批示下达后，小组进行了重新划分，与会人员数量亦随之增多，这预示着会议的气氛已然开始转变。然而，当时我并未察觉到这一微妙的变化。
7月17日清晨，我首次加入小组讨论之际，恰逢毛主席的批示与彭总的来信同时送达，待众人共同研读与探讨。
起初，众多同志尚不能领会毛主席号召大家深入讨论的深层次意图，更未曾料想到这竟会演变为一场席卷而来的阶级斗争风暴。因此，在17日至22日的连续六日讨论过程中，多数人倾向于赞同彭总的某些观点，并且许多人纷纷分享了许多类似的案例。
在我国的第六组讨论中，张国华同志分享了他爱人返江西省亲途中目睹的乡村诸多问题；而手工业管理局的局长邓洁同志，则就手工业领域内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进行了阐述。
董必武与聂荣臻两位同志于第六组参与讨论时，对彭总的来信亦未发表任何批评意见。
犹记，在青海省委书记中，唯有他一人不赞同彭总的见解，声称其辖区的小麦产量已高达每亩七千余斤。
7月22日的清晨，我们的小组讨论已持续至第六日，我在当日的会议上首次发表了个人见解。
我提及，在“大跃进”时期，“虚报浮夸的作风”开始蔓延，“过分强调主观能动作用”，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类无限增产论调，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推崇“精神第一性”。
我说：
“在处理重点与一般、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缺乏全面的贯彻，未能切实执行‘双轨并行’的策略；过分关注重点而忽视了一般性工作，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亦忽略了效益的兼顾。”
我还讲到：
未能充分领会主席一贯倡导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的逐步推进工作方法。
部分人展现出先行意识，例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在北戴河会议上被提出，作为未来思考的议题之一。然而，有些人却先行一步，将其付诸实践。随后，媒体的广泛宣传，使得这一行动逐渐普及开来。
在比拼“卫星”高度上，你似乎略胜我一筹，但我心有不甘，渴望超越。某些口号的提出似乎缺乏周密考量，比如“粮食基本过关”、“放开肚皮吃饭”之类的说法。
话已整理入会议简报。
彭德怀同志将个人思考的问题提出，对本次会议的深入探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彰显了赤诚的忠诚之心。
审视成绩的巩固、问题的提出以及缺点的改正，其核心理念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某些问题若能稍加阐述，深入剖析，其本质便会更加明晰。
彼时，我对彭总的来信表达了大致的赞同。未曾想到，正是这番表态，竟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起初，我的言辞并未激起众人的特殊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多数人的观点与我相仿，他们只是尚未明确表达对彭总信函的支持。
在诸多小组中，讨论氛围与我们第六组别无二致。众多同志纷纷发表意见，其中不乏与彭总观点相吻合的见解。
发言后次日，庐山风云突变。
7月23日的清晨，我们接到了通知，得知将聆听主席的演讲。
步入小礼堂，众人所熟悉的氛围依旧弥漫。然而，毛主席仅寥寥数语，便令空气中弥漫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他讲话开头是：
“众多同仁已发表了许多见解，能否让我也占用一些时间，讲述一个小时的看法呢？”
服用了三次安眠药物，依旧难以入眠。我查阅了同侪们的发言记录，审阅了相关文件，并与部分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察觉到存在两种明显的倾向……
尽管他提及“一种情形是触碰不得，仿佛稍一接触便会触发激烈反应……只盼他人赞誉有加，不愿听闻半分恶语”，然而，他很快便转移了话题，转向探讨另一种趋势。
他说：
“当前，党内外掀起了一股风潮……各式各样的右派言论纷纷涌现。江西党校作为党内的重要机构，却有一些人被指为右派、动摇分子……”
此次活动系会内与会外联合举办，遗憾的是，庐山的地域有限，未能将所有人齐聚一堂。诸如江西党校的罗隆基、陈铭枢等人士，本欲邀请，然因住所空间不足，终成遗憾。
面对“大跃进”运动引发的一系列困境，毛主席曾深刻指出：
不过，那段时间里猪肉供应减少，发夹变得稀缺，肥皂难觅，各类物资比例失衡，工业、农业、商业以及交通均显紧张，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内心的焦虑不安。
我并不觉得有何值得紧张。纵然我心中也有紧张之感，但若直言其紧张，那也是言不由衷的。在夜幕降临的上半夜，或许你会感到紧张，但一旦夜深人静，服用了安眠药，那份紧张便会随之消散……
我们或许暂时与群众有所疏离，但这不过是短暂的，大约仅需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身上多少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激情，但并非过于强烈……我们渴望尽早实现共产主义。
这种热情的态度，是否可以一概而论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呢？我认为并非如此。或许，这只是人们渴望更多、追求更快的普通心态。
毛主席的这段话，显然是针对彭总的信。因为彭总信中提到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毛主席言辞渐严。
“遇人不犯我，我便无意生事；若有人先对我挑衅，那我亦必将以牙还牙。此一守则，至今未曾变更。”
他严厉警告说：
“他们重蹈了五六年下半年至五七年上半年那些犯错的同志的覆辙，将自己推至右派边缘，仅一步之遥，相距不过三十公里。”
听闻此事，我不禁联想起两年前（1957年）毛主席发起的反右派运动，心中不禁感到极大的震惊。
散会，我出小礼堂。目睹彭总伫立于门外，毛主席步出小礼堂的瞬间，彭总便疾步上前，紧挨着毛主席身旁，神情诚挚地开口言道：
“主席，我是您的学生。若我的言辞有所不妥，您大可直接当面予以指正与教导。何须采取这样的方式呢？”
毛主席未曾稍作停留，面色一沉，挥手径自离去。
此刻，我恰好站在一旁，彭总的言语清晰可闻。
此刻，林彪正巧站在我的身边，他手中紧握着一根小树的枝条，面容平静，难以窥见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7月23日，毛主席的发言彻底扭转了会议的主题与氛围，原本旨在纠正“左”倾错误的庐山会议，转而演变成了一场针对以彭总为标志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运动。彭总顿时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由于曾对彭总的信件表示赞同，我很快便沦为批判的焦点。
自23日起，以剖析彭某为主要议题的小组讨论持续展开，历时整整一周。
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圆满落幕。紧接着，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亦如期召开。与会者包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及列席代表，其人数几乎与前次会议规模相当，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在会议的初始阶段，毛主席发表了冗长的演讲。他阐述了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指出共有两项主要议程：
首先，对1959年的生产指标进行修订，这一问题相对简便。
二是路线问题，是全会主题。
他说：
抵达庐山后，部分游客纷纷表达了对民主与自由的渴望，直言因顾虑重重而噤若寒蝉，感受到莫名的压力。
当初困惑不解，难以理解所谓的不民主究竟指的是何事。半个月前，我们正沉浸在“神仙会”的氛围中，毫无紧张局势的迹象。
后来方才领悟，有些人之所以感到缺乏自由，实则是因为他们觉得过于宽松的生活难以满足内心的渴望。
他们渴望一种充满紧张的氛围，追求对总路线进行批判的自由，实则意图对总路线发起攻击，意图破坏其根基。他们主要针对去年的工作进行批评，同时也对今年的工作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去年的工作全然失败。
五七年时，有人倡导实行广泛的民主、充分表达意见、广泛讨论以及公开辩论。然而，目前出现了一种导致分裂的势头。
在去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我曾提及，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首先，全球性大战的可能性；其次，党内可能出现的分裂。当时，这些风险尚无明确的征兆。然而，时至今日，此类迹象已逐渐显现。
毛主席讲的这些话，把彭总的问题上升到分裂党的路线斗争高度。
循着既定基调，各小组陆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展开了严肃的批评。
批判的焦点已不仅局限于彭德怀的那封书信，而是随意拓展至更广泛的领域。
一方面涉及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在历次党内斗争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清算。
另一方面，则是对所谓“军事俱乐部”的成员进行追查，并对那些在先前会议期间发表过“不当”言论的个人进行揭露和批判。我是被批判者之一。
于8月7日举行的小组会议中，我不得不作出令人不悦的自我审查。然而，面对涉及与彭德怀同志关系的提问，我依旧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给出了详尽的解释。
我说：
我与彭德怀同志之间的交往，除了公事之外，从未在佳节时节独自前往其府上拜访。仅因工作需要，曾在他家中共进过一次晚餐。
1955年，我作为出国代表团的顾问，朱可夫将军曾赠予我一台象征和平的收音机。我主动向他提出请求，他慷慨地应允，将这台收音机交到了我的手中。若论及物质上的诱惑，这或许是我所经历的唯一一次，然而，这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主动索求。
于八届八中全会的重要会议中，身为中共中央的一名候补委员，我有幸获得了一次发言的契机。借此机会，我希望对小组会上的发言进行一番阐述。
然而，言犹在耳，那位当天的会议主持人，来自西南大区的某位领导，便不待我继续，便打断了我的话语。
“万毅不得发表意见，因其态度不端正，且未如实陈述其问题所在。”
我只好坐下了。
坐在侧旁的薄一波同志，或许觉得那位领导的言辞略显生硬，遂轻声说道：
“万毅同志，回军委会发言。”
当时，党内民主生活的严重破坏迹象已愈发显著。
8月16日，八中全会结束当日。在通过有关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之际，会场的气氛显得格外凝重，仿佛万马齐喑，一片寂静。毛主席宣读完决议内容后，询问是否有人提出异议，但全场鸦雀无声，无人发言，亦无人举手表决，决议便这样无声无息地通过了。
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16日圆满落幕于庐山之巅。我与彭总乘坐一架飞机，离开了庐山，途中稍作停留于济南。当我们于19日抵达北京时，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核心议题的军委扩大会议，已于前一日拉开序幕。
此次会议汇聚了超过一千名代表，其规模堪称前所未有。各军区的主要领导悉数出席，仅留下一人留守值班；各野战军以及各省军区的军政首脑亦均莅临现场；全军各师级以上单位亦各选派了两名正职干部参与会议。
经过为期十天的会议，在深入学习庐山会议文件的基础上，原先的15个小组被重新整合，精简为两个规模更为庞大的综合小组。
首综合小组汇聚了超过一百七十位成员（此数字尚未计入诸多列席人士），其组长与副组长更是多达十几位，他们肩负着揭批彭德怀的重任。
二组负责批判黄克诚。
与此同时，于北京举办了一场旨在揭露和批判张闻天问题的外事工作会议，与军委扩大会议同步进行。
湖南省委开会批判周小舟。
军委扩大会议在林彪同志接任彭总国防部长一职后，由他亲自主持。
此次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的批判，其影响自庐山会议始，贯穿于炮击金门、高饶事件、抗美援朝、延安保卫战、百团大战以及长征的各个阶段。
遵循8月11日毛主席在八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所确立的基调，彭总被指责其三十余年的阶级立场未曾发生根本转变，被断言其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初便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投身革命之列，意图从中谋取私利。
更是不负责任地、凭空捏造地将“里通外国”的恶名强加于彭总。
军委扩大会议持续至9月5日，随后分为数个工作小组，针对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四位同志展开深入的揭批讨论。
邓华曾继彭德怀之任，出任志愿军司令一职，同时身兼副总参谋长与沈阳军区司令员的双重职务。有人传言，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因此成为了批判的焦点。
洪学智接任黄克诚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一职，得益于他与彭德怀、黄克诚之间关系的紧密，且在彭、黄二人揭发的问题上涉及较少，因此也成为了批判的焦点。
当时执掌北京军区军职的钟伟，不幸背负了庇护黄克诚的指控。
揭发批判进一步深化。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竟有人指控我在西安事变期间，将东北军中共产党员的名单泄露给了东北军120师的师长赵毅。
在西安事变爆发之际，我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绝不可能存在共产党员的名单。当时赵毅尚健在，他完全可以对此事作出明确证词。
9月11日的午后，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召开全体会议，林彪同志在会上郑重宣布了撤销我所有党内外职务的决定。
然而，批判并未就此落幕。在军委扩大会结束之后，紧接着又举行了一次批判万毅的大会，该会议邀请了国防科委、装备计划部的全体干部，以及总参、总后等相关部门的代表，共计220人参与。这场大会持续了整整25天。
结论是：
“犯了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相当重要的成员之一”，“是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是“十足的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严重的教条主义者”。
1960年4月13日，我无奈告别了军旅生涯，被派往陕西省担任省建委副主任一职。仅半年之后，我的职务又有所变动，转任林业厅副厅长。自此，我在此岗位上一待便是整整八年。
邓华、洪学智以及钟伟同志亦均遭受了撤职处分。邓华同志被调任四川省，担任副省长一职；洪学智同志则被下放到吉林省，就任机械工业局局长。
因彭、黄之事，我遭受了牵连，而国防科委及装备计划部的部分同仁，亦因我而遭受波及，其中有人被剥夺了职位，也有人不得不调整职业方向。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我再次遭到迫害。从1967年11月被监护，我在1959年患上的青光眼，在被监禁的头四年，一直不给任何治疗，因而迅速恶化，1969年左眼失去视力，1973年被放出时，右眼的视力也只剩下0.08。
自1977年党的十一大召开之际，我向党中央寄去了一封诚挚的书信。邓小平同志，时任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在阅读我的信件后，亲笔批示道：“若无政治历史问题，便应给予妥善安排，他过往的业绩与贡献不容忽视。”
自此，我终于得到了恰当的安置。同年10月，我荣幸地被任命为总后勤部的顾问。然而，我的冤屈直到1979年10月才得到了彻底的昭雪。
1959年那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左”的错误继续蔓延，并造成了“文化大革命”极其严重的后果。
铭记历史，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只要我们深刻吸取这一历史经验，持续深化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机制建设，我坚信，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必将实现长治久安，不断迈向繁荣昌盛。
（李维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