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私人藏书之风盛行，这背后既有历史因素，也受宋代文化政策影响。了解宋代私人藏书的地域分布和群体特点，能让我们更深入知晓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当时，宋朝推行“右文”政策，士大夫为了科举中第，得靠书籍来学习和传授知识。他们兴建藏书楼，不仅是为自身文化事业考虑，还和宋代地方教育体系挂钩。如此一来，既推动了地方文化发展，又巩固了藏书家族的世家地位。
宋朝实行“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那会儿，科举制度越发完善，这就给普通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能改变阶层的办法。科举考试不看出身门第，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有机会读书然后当官。就像柳永在《劝学文》里讲的：
俗话说：“学习的话，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也能成为公卿；不学习，哪怕是公卿家的孩子，最后也会沦为普通百姓。”
这表明在宋代，科举对个人前途和家族命运那可是至关重要。所以，有实力的世家大族都忙着藏书。他们藏书做学问，不只是出于个人对学术的追求，更是为了保住家族的地位。要知道，只有通过科举，才能获得整个士人集团的认可，进而有相应的学术、政治和社会地位。而宋代实行的“右文”政策，毫无疑问激发了全社会读书做学问的积极性。
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宋代私人藏书特别兴盛，藏书的数量和质量，跟之前朝代比都有显著提升。就像宋朝的张欲，到处搜寻书籍，就怕错过那些珍贵稀有的篇章，还亲手抄写、仔细校对，用黄墨标记，十分严谨。当时好多藏书家都盖了私人藏书楼。不过，藏书楼可不单指专门用来藏书的楼，有时候士大夫们的厅堂、斋室、楼阁甚至殿宇，也会被拿来藏书。
在宋代，藏书家常常会给自己的藏书楼取名字。这么做，有的是为了让人一看就知道藏的是什么书，有的则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化修养。就拿李天舆的“五经轩”来说，从这个名字，就能知道李天舆的藏书主要是“五经”。这“五经”呢，就是儒家的五部经典书籍，分别是《诗》《书》《礼》《易》还有《春秋》。李天舆曾讲过:
经就是平常的意思，道呢，就是平常走的路。所以说，经讲的就是平常的道理，人心是平常道理的寄托之处。平常的道理蕴含在经里，诵读圣人经典的人，把这些道理放在心里，与自己平常的认知融会贯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去施行。
李氏觉得五经和平时的言行紧密相连，他认为通过钻研五经来规范自身修行，就能明白道理、获得真谛。他把藏书楼取名为“五经轩”，这一举动体现出他对儒家“五经”的高度推崇。
宋代藏书家获取书籍的途径不少。有的是皇帝赐书，有的靠继承家族藏书，还有人自己手抄，或者私家刻书，也会去买雕版印刷的书。在这些方式里，雕版印刷术发展得好，对宋代私人藏书能兴盛起来，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雕版印刷出现前，复制书籍只能靠手抄。手抄效率低，所以一本著作通常只有少量抄本，有些还是独一无二的孤本。这样一来，书籍特别容易失传。据《文献通考》记载 ：
拿《隋书·经籍志》去考察《汉书·艺文志》记录的那些书，会发现十本里已经有六七本失传了。从这就能明显看出，书籍保存是很困难的事。
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术发明，这让图书复制方式有了变化。以前主要靠手抄，现在变成以版刻印刷为主。刻书的有官府、私人，还有民间的坊肆。宋代图书行业一下子热闹起来，大的市镇到处都是书肆。像北宋汴京城，殿后资圣门前，摆满了书籍、好玩的东西、图画等；寺东门大街上，都是卖幞头、腰带、书籍等各类物品的铺子。
雕版印刷让整个图书产业链变得完善。生产和销售成熟且健全，这使得宋代图书能在全国售卖。民国袁同礼先生在《宋代私家藏书概略》这篇文章里提到：
雕版流行后，书变得容易获取，这对私家藏书影响很大。当时，蜀、赣、越、闽是印书最兴盛的地方，宋代私家藏书的分布，也基本就在这四处。市面上印售的书多了，藏书的人自然也跟着多起来。大致情况是，北宋时藏书家多集中在四川和江西，到了南宋，藏书家则大多在浙江和福建。
宋代私人藏书能够兴盛，一个现实原因是，无论是生产书籍还是购买书籍都很方便，这让藏书家获取书籍变得容易。
有些藏书家为了得到善本，会自己动手刻书。他们先挑好的底本，接着反复校对，力求做到最好。宋代私人刻的书，质量常常不错。像朱熹，在宋代就刻过“四经”、“四子”，还有《礼书》《论孟精义》《近思录》《南轩集》《献寿记》《永城学记》这些书。而且，宋代私人藏书不光自家能用，乡间邻里也能受益。有的人还以藏书楼为基础办起私学，让更多爱读书的人得到好处。
在宋代，有些私人藏书家凭借自家丰富的藏书，开办了私学，让“藏书楼”变成了培育地方人才的学校。就说四川眉山的孙氏，他家藏书多。从孙长孺开始建书楼，还修了住所，专门造了重楼来藏书。他还请来各地有才能的人在书楼讲学。到孙辟重建书楼的时候，专门设置了私塾，当作师生讲学的地方，叫“山学”。这下，更多读书人都去孙氏的藏书楼求学，“山学”的名声也一下子传开了。孙氏藏书可不是光为了藏着玩，而是想靠这些丰富的藏书，把知识传播出去，让更多读书人受益。这样一来，孙氏的藏书楼不仅有了好名声，在学术上也有了地位，还恩泽了乡里，推动了当地文化发展。
由此能看出，孙氏书楼不光用来藏书，还多了一层新含义，有了新作用，能传播学问。孙氏以书楼为依托，办起了私学，还设立山学。借助教育这个途径，让更多读书人有书可读。这给当地百姓带来好处，给眉山的读书人提供讲学研习之地，对眉山及蜀地的文化发展，都贡献不小。
魏了翁在蒲江的白鹤山上建起了鹤山书院。魏家的藏书特别多，他曾经转录宫廷藏书，在各地为官游历的时候，还刻版印了大量书籍，加起来有十万卷。在鹤山书院念书的学子，去参加科举考试，多数都能考中，这书院的名声也因此传得很远。
书院登科率高，说明办学质量好。对于那些没书可读的士人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鹤山书院办起来后，帮读书人实现了当官的梦想，也提高了当地士人的文化水平，让他们懂得更多知识。读书的风气在眉州甚至蜀地流行起来，成了当地独特的民风。私人教育发展得好，能促使官学质量提升，二者相互促进，让蜀地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就像史学家吴晗说的：
自从刻板印刷兴起，私人藏书开始盛行。各个时代都有学识渊博、风雅的藏书名人，他们钻研经典，形成独特学问。有的人家藏书极多，满满当当，堪称丰富珍贵。对书籍分类编目，广泛搜罗，梳理源流，由此发展出目录学。这对于时代文化、地方文献，以及致力于博古通今的学者们，帮助非常大。
由此能看出，私人藏书给文人做学问、写书提供了便利，蜀地文化能够蓬勃发展，着实得益于它。
有些藏书家在地方当官时，会推动当地教育工作开展，助力地方教育发展。像四川的藏书家，在四川任职期间，都特别看重当地的文化教育。
宋初那会儿，普州人不爱学习。彭乘担任普州知州时，为了让当地学校兴盛起来，就召集普州子弟当学生，对他们进行教导。藏书家文同当政清正，尽责关爱百姓。他在兴元府当知府时，发现这地方土地肥沃、风俗良好，交通也便利，可就是有钱人多，文化氛围差，连个考中进士的人都没有。文同觉得办好教育是治理地方的头等大事，便聘请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人管理学校，指导教学。
文同对劝老百姓去读书这事，那是亲力亲为。一有空，他就上门，亲自劝大家、鼓励大家多读书。在文同这般努力倡导下，兴元府的风气慢慢变了，越来越多人愿意学习。
据史料记载，不少藏书家都一心扑在传播地方文化上。而且藏书楼服务的人很多，这就让私人藏书的地方能发挥出更多样的社会作用。
宋代藏书家为地方教育发展立下大功。他们不仅让理学传播得更广，还壮大了一批文人。这使得不少人以读书为职业，在这个传承过程里，崇尚知识的文化氛围慢慢形成，深刻影响了地方文化教育。一代又一代，宋代士人里，有人求学，有人办学，有人教学。不知不觉间，他们造就了宋代独特且辉煌的时代文化。
雕版印刷推动了宋代私人藏书的繁荣。私人藏书丰富了，目录学就在宋代发展起来，成了一门专门学问。宋代社会崇尚读书，私人藏书家的大方功不可没。他们既造福家族，又让社会受益，这是宋代私人藏书兴盛的关键。还有，宋人对书籍十分执着，所以宋代私刻书籍在 校勘、印刷、版式、版本等方面，都是古籍中的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