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奉天大帅府，那叫一个热闹。
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呱呱坠地，整个府邸都跟着沾了光。下人们私下里都在嘀咕，说这四公子啊，绝对是带着福气来的。你瞅瞅，他一出生，大帅先是在一场刺杀里毫发无伤，没过多久，官衔“噌噌”往上涨，从奉天督军一路坐到了东三省巡阅使的宝座上。
张作霖本来就偏爱小儿子，这下更觉得这孩子是自己的“福星”，当即取名“张学思”，小名“安儿”，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
那会儿的帅府，要说谁活得最累，还得是大哥张学良。
作为长子，他从小就得被张作霖按在身边，学带兵，学权谋，学人情世故，稍有差池就是一顿臭骂。可张学思不一样，张作霖对他，那叫一个宠溺，从来没半句重话，见了面总要抱在膝头逗弄一番。府里上下都觉得，这位四公子，以后妥妥就是个养尊处优的富贵闲人，靠着家里的权势，一辈子吃喝不愁。
可谁能想到，这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四公子，压根就没打算按剧本走？
他从小就跟别的豪门子弟画风不对。人家斗鸡走狗，他偏不爱，就喜欢一个人蹲在帅府高高的门槛上，看来来往往的行人。有一次，奉天城里闹饥荒，街角蜷缩着一群衣衫褴褛的灾民，他偷偷从厨房拿了几个热腾腾的馒头送过去。看着灾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这个锦衣玉食的小少爷，第一次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困惑。他扭头问身边的管家：“为啥咱们府里天天有肉吃，他们却连个馒头都吃不饱？”
管家支支吾吾，只能含糊地说：“这就是命。”
这话，张学思没信。一个巨大的问号，从此就埋在了他心里：这个世界，难道就该是这个样子吗？
后来，张学思被送进了同泽中学，这是张学良专门为东北子弟创办的新式学校，校风相当开明。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叫王西征的老师，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王老师可不是那种只会照本宣科的老学究，他总在课堂上讲五四运动，讲孙中山，讲那些为了救中国而奔走的仁人志士。他告诉学生们：“年轻人，要为这个国家担起责任！”
张学思听得两眼放光，他感觉自己心里的那个问号，好像找到了答案。从那一刻起，这个帅府公子哥的心里，悄悄燃起了一团火。
1928年，皇姑屯一声巨响，天塌了。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思那年才12岁。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紧接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明火执仗地来了。帅府里乱作一团，昔日的威严荡然无存，所有人都在收拾金银细软，仓皇逃难。
跟着家人一路颠沛流离到了北平，张学思回头望着沦陷的家乡，心如刀绞。国恨家仇，让他一夜长大。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把日本人赶出去！
在北平，他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吸收着各种进步思想。1933年，经地下党介绍，17岁的张学思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件事，他瞒着所有人，包括他最敬爱的大哥张学良。
那时的张学良，正因“不抵抗”的骂名而焦头烂额，又被蒋介石逼着“攘外必先安内”，心力交瘁。兄弟俩偶尔见面，张学思总想跟大哥聊聊国家的未来，他说：“大哥，只有团结所有中国人，才能打跑日本人！”张学良何尝不知，只是长叹一声：“你的想法很好，可现实太难了。”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兵谏逼蒋抗日，天下震动。张学思又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大哥终于做了他想做的事，担心的是大哥的安危。可没过几天，晴天霹雳传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被当场扣押，从此失去了自由。
张学思急疯了。他动用所有关系，四处求人。他先去求宋子文，宋子文满口答应“我想想办法”，然后就没了下文；他又硬着头皮去见宋美龄，宋美龄只是冷冰冰地回了一句：“汉卿这是自作自受。”
一次次的碰壁，让他彻底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嘴脸。那些往日里和张家称兄道弟的达官显贵，如今一个个避之唯恐不及。失望和愤怒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也让他无比坚定了一个信念：想救中国，想救大哥，指望这群人是没戏了，唯一的希望，只有共产党！
1938年，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学思脱下西装革履，告别了过去的一切，奔赴延安。
到了延安，张学思感觉自己像回了家。这里没有帅府的森严规矩，大家穿着一样的粗布军装，吃着一样的小米饭，为了同一个理想而奋斗。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还有些拘谨。毛主席却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你是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的弟弟，能跑到我们这里来，不容易啊！”
张学思挺直腰板，大声回答：“报告主席，我不是来沾光，我是来干革命的！”
毛主席听完哈哈大笑：“好！有这个决心就好！”
在延安，张学思不仅找到了信仰，还找到了爱情。他与广东姑娘谢雪萍相识相恋，她出身雇农，从小在纱厂做工，性格爽朗，做事干练，和张学思过去见过的那些名门闺秀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1940年，两人在延安的一个土窑洞里举行了婚礼，没有三金彩礼，没有豪华宴席，战友们送了几本笔记本做贺礼，窑洞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张学思觉得，这比帅府里任何一场盛宴都让他感到幸福。
婚后不久，他便奔赴冀中抗日根据地。在那里，他才真正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日军推行“三光政策”，他们只能在青纱帐里、在山沟里跟鬼子打游击，饿了啃树皮，渴了喝雪水。有一次，部队被日军包围，他带着战士们血战数日，胳膊被流弹划开一道大口子，硬是咬着牙冲出了包围圈。战士们都打心底里佩服：“没想到张公子打起仗来，比谁都狠！”
他只是笑笑：“我早就不是什么公子哥了，我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学思以为可以歇口气了，周总理却找他谈话，交给他一个全新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大连，从零开始，筹建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
张学思当场就懵了。他打了半辈子陆战，连游泳都是半吊子，现在让他去搞海军？这不等于让一个旱鸭子去当龙王爷吗？
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新中国不能只有陆军，必须要有强大的海军才能保卫海疆。你是东北人，有文化，有革命经验，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军令如山。张学思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就去了大连。那真是白手起家，没有教材，他就带着人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苏联海军的条令；没有教具，就找工厂老师傅拿木头削出军舰模型；没有训练舰，他就带着学员们在冰冷的海水里练习游泳和划船，模拟海战。在他的努力下，大连海军学校硬是从一片荒芜中拔地而起，为人民海军培养了第一批骨干力量。
1955年，中南海怀仁堂，新中国举行首次授衔仪式。当张学思的名字被念到时，他迈着坚定的步伐走上台，被授予少将军衔。看着肩上那颗闪亮的将星，他的眼前闪过帅府的童年，延安的窑洞，冀中的烽火。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颗将星，不是给“张作霖的儿子”，也不是给“张学良的弟弟”，而是授予一名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人民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