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白家庄走出的空军将领：解耀宗的战火与烟云
老宅门前那棵槐树，小时候我总觉得它比天还高。1926年夏天，我就出生在这树荫下的白家庄——三河县地界，算是个“书香门第”，但其实不过是中农之家。祖上有点读书底子，曾祖父清朝时中过秀才，据说写得一手好字；爷爷教私塾，在邻村小崔各庄名气不小。我小时候也跟着他读了三年私塾，“四书五经”背得磕磕绊绊，不过倒也学会了不少做人的道理。
那时候村里人都说我们解家是“西学房”，谁要提起白庄子的西头，都知道咱们屋里常亮着油灯。有一次冬夜停电，大伙儿都来借火种，我娘还开玩笑：“咱家的火能点着半个村。”可惜这份安稳没维持多久。
十五岁那年，被堂兄拉去北京前门外的庆仁堂当药铺学徒。本以为能见识大世面，结果不过是在柜台后边端茶扫地、挨骂受气，那滋味，比田间干活还苦。撑了仨月不到，一腔热血全熄灭，只好灰溜溜回乡下继续种地。
转折来的很突然。冀东暴动后，日本兵烧杀抢掠像疯了一样，小罗庄那个姑娘被日军糟蹋的事传遍十里八乡。她爹拿锄头砸死一个鬼子，全村随即遭报复，被烧成废墟。我记得逃出来的人哭喊声穿透夜色，一直钻进我心窝。从此以后，“苟且偷生”四个字再也入不了我的脑袋——正如爷爷常念叨：“大丈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我扛起锄头换成步枪，要去杀敌报国。
1943年的夏天，在五福庄碰上一支游击队，人不多，但干劲十足。我跟他们一起运粮、破坏公路、割电话线，也算摸到了抗日的边儿上。有次给主力部队送饭时，还差点踩到埋雷，好在机灵躲过一劫。这些细节现在想起来，还有汗毛倒竖的时候。
刚参军没多久，我爹找到部队，说我是“一门两不绝”的独苗（伯父无子），希望把我带回去续香火。当时区里的王志平助理问我要不要走，我愣了一下就说“不回！”王助理乐呵呵拍肩膀：“好样的！”
44年调进二区队，当上通讯兵兼学习组长，因为识几个字，就负责抄命令写标语。有一天翻到一本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是手抄本，上面还有墨迹未干。“共产党是什么？”这个问题第一次敲开我的脑壳。当时最羡慕班里的党员，他们能参加组织生活，还被老百姓当英雄看待。我暗自发誓：一定要争口气混进去！
从此处处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宿营帮房东挑水扫院子，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抢着往前冲。一举一动落在区政治处组织干事国旺眼里，他趁行军路上找我谈话，说党组织准备吸收我入党。不久二连指导员吴祝三和副连长韩斌介绍，把誓词塞到手心，那一年，我十八岁，自觉肩膀重了许多。
插一句，这期间听老人们讲过件趣事：三区某位通讯员因怕死藏信号旗，被发现后罚站鸡窝顶晒太阳半天，从此没人敢怠慢任务。这些零碎故事后来在团部茶余饭后常有人提及，也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小幽默吧。
同年夏初，我们打杨镇东北据点。据部署十三团主攻，我们二区队截击援敌。伪军先冲阵，很快垮掉。我跑到阵地上传达命令，看见伪联队长（相当于团长）负伤，两名卫兵守着，用“三八大盖”指住让他们交枪。他们犹豫片刻还是投降了。但紧接着日军真身扑来，一颗流弹打坏我的托弹板，又有颗擦过腰间刺刀。如果不是命硬，现在坟头草估计都老高啦！撤退用的是七步法，每跑七步卧倒再等枪响，如今想起来像猫捉老鼠游戏，但当场哪顾得害怕，只惦记九成新的“三八大盖”。
十三团拔掉据点，我们转移至赵各庄、岳各庄，不料遭合围。一场恶仗打下来，到深夜十二点才突围成功。在盘山根据地歇脚，有人烤红薯分食，还有人悼念牺牲兄弟，有句顺口溜流传下来：“铁鞋踏遍盘山道，不如兄弟共锅熬。”
45年底调冀热辽十六团做文书，这段时间挺进东北，与日本残留势力和地方土匪反复周旋。据县志记载，当时宝坻附近某次伏击战俘虏人数创纪录，还缴获大量美制装备。不久又赶上下顺义、蓟县等大小战役，从普通士兵升任连级干部，其实更多靠的是硬骨头拼出来，而非笔杆子功夫（这一段后来曾被《冀东抗战纪实》简略提及）。
46年初主动请缨去了顺义支队二连任指导员，这支部队作风剽悍，经常“瞎于两个连闯江湖”。“瞎于”其实就是我们支队长于泽春，他眼睛不好，却带出两拨虎狼之师。有次密云地主武装联合正规营横行潮白河畔，我们临危应变，一个排顶住对方乌合之众，两翼包抄歼灭一个排并缴获机枪数挺。这种以少胜多局面，其实靠的不光胆量，更离不开平日训练和思想工作扎实——所谓“三三制”，就是每三级单位互为呼应，各自为战又能随叫随到，即便乱中取胜也井然有序。（旧档案馆保存的一份《顺义地区剿匪报告》中对此役略有描述）
之后独立十三团二营教导员岗位轮到了我。当麦秋季节伏击唐公路运输车，为避免敌人察觉，小分队装扮农民潜伏田埂旁，仅几分钟内俘虏司机夺下一整车物资。这类“小动作”，往往比正面对决更考验耐性与智谋，也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其中凶险，比如押车士兵跳车逃窜瞬间若不是反应快，很可能酿成意外失误。不过当地老人一直津津乐道，说这批粮食救活不少灾荒户，可谓阴差阳错中的善果吧。（民谣版本存疑，多由受益者口述）
定福庄据点之役，是47年的秋末，全营采用“一点两面三三制”。突击吊桥夺通道佯攻侧翼，用轻重武器压制敌碉堡，然后趁黑猛攻。但付出代价极惨烈，仅剩甘永年等寥寥幸存，下葬当天全村放鞭炮送别，据说甘班长母亲至今逢祭祀必焚纸马，以慰英魂。而此次收缴武器数量创本地区新高，也成为地方史志中的重要篇章之一。（详见《通唐公路沿线军事行动备忘录》）
49年前夕调南苑空军机械大队补习文化课，由陆转空，是很多同僚梦寐以求却望尘莫及的大跃迁。当时苏联飞行教官札哈洛夫脾气古怪，对中国学生要求极严，有一次仅因操作失误罚站停机坪吹冷风两个钟头。同窗刘帮荣原是国民党飞行员起义归降，对飞机结构熟悉异常，经他指点才知B-24轰炸机座舱玻璃厚度竟达4厘米，可抵御一般小口径射弹，这一点后来检阅编组讨论屡屡派上用场。（相关技术数据引自锦州航校内部资料汇编）
1951年的阅兵经历终生难忘。从吉林孤店机场一路飞赴涿县，中途遇导航设备故障，无线电插头脱落导致联系中断，只凭肉眼辨认航向强撑到底；抵京当天晚霞满城，同伴兴奋嚷嚷声混杂发动机轰鸣，此情此景至今萦绕耳畔。“通过天安门不能低头看！”这是首长千叮万嘱的话，但余光还是偷偷扫了一圈广场上的红旗海洋……完成任务后的怀仁堂酒会梅兰芳唱戏，大伙儿喝彩鼓掌嗓音沙哑，好多年以后聚餐仍有人模仿毛主席敬酒姿势取乐。（宴席菜单依稀记得豆腐乳炒肉丝颇受欢迎）
52年至54年前后辗转南北，多次参与拦截侦查骚扰，包括保卫东北小丰满水电站以及云南昆明机场迎接新中国第一批空勤人员入驻。其中护航周总理专机柳州事件尤为紧张，总理检阅完毕留下签名照，如今已黄卷斑驳收藏师史室角落。此外56年底广东汕头防务期间，与台湾方向擦边斗争频繁发生，每逢警报响彻全市鸽群惊飞，据港澳新闻剪影报道，当地渔民称彼岸飞机出现次数远超此前任何年份，为真实记录添上一笔另类注脚。
最后一桩旧事：60年代末兴宁指挥所主任任内，下属搞错演习时间导致虚惊一场，全所上下加菜吃馒头像过节一样补偿损失；而广州空训部长时期，则因为南方雨季致使训练延误，被迫改造滑翔跑道加铺石灰粉，这是很多机关干部难以理解却关系安全的大工程。如今回忆这些琐碎片段，比什么勋章奖状更让人唏嘘感慨。
暮色渐浓，每每坐在院墙根晒太阳，总忍不住想起那些早已远去的人和事。一条老巷、一块金表、一曲梅派唱腔，都镶嵌进历史褶皱，再无人问津。今年春节侄孙女回来拜年，她捧出一本泛黄相册问照片上的年轻士兵是谁？屋檐下飘来炊烟味儿，窗外麻雀吵闹不停，一切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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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信源：《冀东抗战纪实》《通唐公路沿线军事行动备忘录》《锦州航校内部资料汇编》，以及当地老人王振林口述整理补充。
